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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嘉靖“大倭寇”前后的官方日本观 日本应仁之乱后，幕府对朝贡贸易的控制力度大幅削弱，一些实力雄厚的地方大氏族开始走向前台。其中大内氏控制了从赖户内海到中国的海路，细川氏则控制了九州岛南部赴明朝的海路。嘉靖二年(1523)六月，大内氏派宗设谦道任正史，持正德勘合赴明朝贡。与此同时，细川氏也派鸾冈瑞佐、宋素卿等，持弘治勘合到达宁波。市舶司检验时发现勘合有新旧之分，宗设与鸾冈产生孰真孰假的争执。后宋素卿暗中行贿宁波市舶太监赖恩，不仅得以先进港验货，而且在安排宴饮席次时，又将鸾冈置于宗设之上。宗设愤愤不平，遂唆使手下攻杀鸾冈，随后一路“纵火大掠，杀指挥刘锦、袁琎，蹂躏宁绍间，遂夺舡出海去”(42)。这次“宁波争贡”事件，对明朝与日本国交关系的演变，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事件发生不久，兵科给事中夏言便上疏要求罢黜市舶，对“倭夷应否通贡绝约事宜，乞下廷臣集议”(43)。嘉靖四年(1525)六月，嘉靖皇帝放还事件中被擒的妙贺等一部分日本使团成员，并令琉球国贡使郑绳转谕日本国王： 宋素卿等林等凶叛就戮，妙贺等无罪，以礼遣还。其元恶宗设及佐谋倡乱数人，亟捕系缚送中国，以听天讨，余并罔治。掳去人民，仍优恤送归，否者，将闭绝贡路，徐议征讨。(44) 嘉靖六年(1527)九月，嘉靖皇帝又接受浙江巡按御史杨彝的建议，对日本入贡要按照旧例严格管理，“入贡以十年为期，徒众不得过百人，贡舡不得过三只，亦不许以兵仗自随……今后遣使入贡，务遵定例，如违，定行阻回”(45)。 这是明朝廷首次以主动强硬的姿态，对日本提出了“绝贡”的警告，并采取了一定必要措施，也表明明朝官方“日本观”的渐趋恶化。不过，明廷此举的目的并不是要像洪武时期那样“绝而不与之交”，而是要求日本遵守“以小事大”规范和表现出“敬慎”的姿态，因而也并未将“绝贡”的警告与“倭寇”问题紧密关联。从《明实录》中的相关记载来看，嘉靖二十八年(1549)之前，在记述与“日本”相关内容时，确实大量使用了“倭夷”一词，但几乎未见“倭寇”或“倭贼”这样色彩较为浓厚的语汇。虽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六月的记载中，出现了“倭奴”一词，却是转述朝鲜国王李峘之语。(46)事实上，在记述沿海地区发生的“倭寇”骚扰事件时，基本上还是沿用了以往的“海寇”、“海贼”或“海盗”等指向性并不明显的称呼。这说明在“大倭寇”爆发前，明代官方的日本观虽发生了一定“趋恶”的潜在转化，但尚未突破以往“倭寇”与“日本”两分的基本认识框架。 嘉靖二十八年七月，余姚谢氏家族因隐匿汪直、徐海等走私海商财物，并以“吾将首汝于官”相威胁，“诸奸既恨且惧，乃纠合徒党番客，夜劫谢氏，火其居，杀男女数人，大掠而去”。当地县令仓促间以“倭贼入寇”上报，引发极大恐慌，震动朝野上下。(47)之后，明朝廷采取了激烈应对，严行海禁，并捣毁了“倭寇”巢穴双屿港，遂引起了“倭寇”的大规模爆发。余姚县令所称的“倭贼”，显然是指日本人而言。但很快明朝官方便了解到了所谓“倭贼入寇”的实情，“虽以倭寇为名，其实真倭无几”(48)。 对于“大倭寇”的实像，嘉靖君臣可以说是完全明晰的，“是时海洋并岸诸岛，多栖寇舟，有真倭阻风汛不获归者，有沿海奸民抢江南旋侯来岁倭至者……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49)。据《明实录》所载，嘉靖三十三年(1554)六月，漕运侍郎郑晓在奏疏中就指出：“倭寇类多中国人，其间有勇力智谋可用者，每苦资身无策，遂甘心从贼，为之向导。”(50)三十四年(1555)五月，南京湖广道御史屠仲律上御倭五事，也明确表示：“夫海贼称乱，起于缘海奸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宁绍十五，漳泉福人十九。虽概称倭夷，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51)因此，“大倭寇”的实质并非最初所传闻的那样，似为一种外族的入侵之举，而更像自身内部的一种秩序紊乱，正如时人唐枢所云：“夫夷寇之为滨海患者，非倭夷敢自犯中华，乃中国自为寇也。”(52)其与同时的“北虏”之患，在性质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事实上，嘉靖三十四年九月，户科左给事中杨允绳在上疏中就谈到两者的区别：“海寇为患，已及三载……至于根极弊源，则又有不专于外者。盖海寇与边患不同。北边所患者，胡也。若海寇，则十九皆我中华之人，倭奴特所勾引驱率者耳。夫患在胡，则事重于外攘，患在中华之人，则事重于内修，此不易之理也。”(53) 因此，嘉靖中叶后，明朝虽颇为“倭患”所困、苦不堪言，但在官方意识领域中还未将“倭寇”与“日本”全然等同起来。从《明实录》中的记述来看，此时“倭寇”一词常用来作为包含了中国人、日本人等在内的，沿海劫掠群体的一种总称。对于其中的“日本人”，多用“真倭”、“倭奴”或“倭夷”等加以区别。这在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刑部主事郭仁的上疏及兵部的覆言中就多有体现： 郭仁以贼首王(汪)直挟倭奴乱海上，引祖宗谕三佛齐故事，请敕令朝鲜宣谕日本国。章下兵部覆言，宣谕乃国体所关，最宜慎重，盖倭寇方得志，恣肆比之往年益为猖獗，恐未可以言语化诲怀服也。若猾夏之罪未惩，而绥以抚谕，非所以蓄威；纠引之党未得，而责以敛戢，非所以崇体。矧今简将练兵，皆有次第，待其畏威悔罪，然后皇上扩天地之仁，颁恩谕以容其更生，未为晚也。且祖宗时三佛齐止因阻绝商旅，非有倭奴匪茹之罪，朝鲜国近上表献俘，心存敌忾，如复令其转行宣谕，恐亦非其心矣，臣窃以为不便，上从部议。(54)这里的“倭寇”显然是包含了汪直等中国海寇，及其所挟之“日本人”(真倭)，而“倭奴”则是专指“日本人”了。郭仁之所以建议令朝鲜转谕日本国王协助禁倭，则是基于“真倭”并非“日本国王”所遣的认识之上的。嘉靖三十五年(1556)，赵文华再度请求令朝鲜转谕，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侍郎赵文华获降倭，知入寇海贼，俱系日本所属野岛小夷，为中国逋逃所引，其王未必知也。乞遣官敕朝鲜，令其传谕日本国王，禁戢诸岛。疏入，诏俱如议行。(55) 虽然令朝鲜转谕之举最终未能成行，但明朝还是派出了蒋洲、郑舜功分别出使日本，寻求日本国王协助禁绝“倭寇”。 不过，嘉靖“大倭寇”的产生，还是对明朝官方“日本观”的进一步恶化，产生了极大的催化作用。 首先，对于“真倭”问题，虽不认为为日本国王所使，但对其是否纵容放任，还是一直心怀疑虑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八月，南京给事中张承宪在所上《御倭方略》中，就要求“朝鲜贡使至日，赐敕令宣谕日本国王，数以纵恶寇边之罪”(56)。嘉靖三十四年四月，胡宗宪请求遣使日本，“问以岛夷入寇之状”时，礼部答复道： 倭夷犯顺，穷凶无过，今日苟轻容再贡，外损国体，请如宗完议，遵例阻回。谕以贡有常期，必当遵守，仍当委曲开导，使之心服，不得任情直率，致拂夷心。至于彼国僻居穷海岛夷，背其君长，借口为寇，沿海奸民，互相勾结。揆之理势，请因其入贡，即令抚按衙门移谕日本国王：连年犯顺，何人猖乱？令于半年之间，立法钤制，号召还国，即见效顺忠款，虽使贡期未及，亦必速为奏请。如或不能钤服，则是阳为入贡，阴蓄异谋，仍禁遵例，径自阻绝。上是其议。(57)可见，明朝虽承认岛夷“背其君长，借口为寇”的事实，却仍要求日本国王严厉禁绝，否则则视为“阳为入贡，阴蓄异谋”。这显然是认为“倭寇”的不靖，与日本之间还是有着某些内在关联的，这与成化年间王凯上疏中的意思基本如出一辙。 其次，从《明实录》中的相关记述来看，除却“倭寇”、“倭贼”外，极富憎蔑色彩的“倭奴”一词的出现频次也大幅增加，甚至在很多时候并非指“倭寇”，而是作为“日本”的一种代称。这在嘉靖三十三年六月，漕运侍郎郑晓的上疏中就多有体现： 闻洪武中，倭奴数寇东南傍海州县，是时浙江一省既遣信国公汤和筑城，又遣魏国公徐辉祖、江阴侯吴高练兵，又遣都督商暠、杨文、刘德出战，又遣都督于显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谋臣宿将，犹且迟之数年未得宁息。复遣南雄候赵雄招抚沿海渔丁、岛人、盐徒、蛋户，籍为水军，至数万人。又遣莱州府同知赵秩、礼部员外郎吕渊宣谕倭奴，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之后，海事始靖。(58)文中的“倭奴”显然是隐指“日本”而言。 再次，在《明实录》的记载中，尤其是在嘉靖三十四年之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将“倭寇”简称为“倭”的现象开始愈加频繁地出现。之前朝臣在谈及“倭寇”问题时，多少会有意识地针对不同对象，使用不同的语汇。但是在嘉靖三十四年二月，胡宗宪上疏论诸臣功罪时，却基本一概简称为“倭”了，“勘上去年十一等月倭犯嘉湖诸臣功罪，言倭屯据柘林，突犯嘉善及嘉兴，攻府城东北二门”(59)。之后，诸多官员的上疏中，也开始陆续将“倭寇犯某地”简称为“倭犯某地”。这种变化，看似只是一种名称的简略称呼，但实质上却容易引起对以往较明确区分的概念认知的混淆。从“倭寇”到“倭”，是否也隐含了明代官方语境中，对日本认知的某些潜在转化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