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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学遗产与中国史学当代话语体系 中国史学当代话语体系的建构，既要从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现实出发，确立这一建构的基点，同时，它也必然要蕴含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和优秀的思想与理论遗产。如果说前者是它的时代精神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它的历史精神。 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拥有丰富的史学遗产，其中有关观点、思想和理论方面的遗产占有突出地位。就历史观点而言，关于天人关系的探讨、古今关系的探讨、国家和社会治乱盛衰之故的探讨、英雄和时势关系的探讨、经济生活在社会发展中之重要性的探讨、民族关系的探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探讨等等，历代史家都各有论述。就史学理论而言，早在孔子时代，就提出“良史”与“书法”的观念，提出了事、文、义史书三要素的观念，其后，关于史书与时代之关系的认识，史书之社会功用的认识，历史撰述之历史价值的认识，“实录”与“信史”的观念，才、学、识之“史才三长”的思想，以史经世的理论，史实、褒贬、文采之历史撰述三原则的理论，撰述内容与史书体裁之关系的理论，史书“未尝离事而言理”的理论，以及“六经皆史”的理论，“史法”与“史意”相区别的理论，“史论”之重要性的观点，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的理论，知人论世的史学批评方法论原则，“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见解等等，历代史家也都各有论述。 一般说来，范畴和概念是观念、思想和理论的高度概括。在中国史学遗产中，历代史家和学人关于历史方面、史学方面的范畴和概念的不断探讨，都推动着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领域的发展。比如在历史观点方面，从春秋时期关于“天命”与“人事”、“天道”与“人道”的探讨，到司马迁在《史记》中确立人在历史运动中的主体地位，再到三国时期人们提出“天时”、“地利”、“人和”的观念，史学家对于社会历史变动原因的探索越来越深入。从《周易》提出穷变通久的观念，到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作为撰述宗旨之一，把“通变”思想和“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方法论发展到新的高度。从《汉书》设《食货志》突出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到杜佑《通典》九门中以“食货为之首”的撰述思想，把《史记·货殖列传》的意义进一步发展。从历代史家、学人关于朝代治乱兴衰的总结，到司马光以“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再到王夫之《读通鉴论》对“资”、“治”、“通”、“鉴”的富于哲理的诠释，把史学家们对治乱兴衰之故近两千年来的讨论作了理论上的总结等等。又如，在史学理论方面，从“书法不隐”到秉笔直书，再到对于“采撰”的谨慎和对于国史、野史、家史是非得失的辩证分析，中国史家的“求真”精神不断提高到新的境界。从对于史书在事、文、义三要素的表述，到对于史书在史实、褒贬、文采三原则的要求，以及“记注”与“撰述”区别的观念，反映了史学家对史学之含义的表述愈来愈深刻了。从编年、纪传两种史书体裁孰优孰劣的论难，到阐述史书体裁发展中“神奇”与“臭腐”的互相转化，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增添了辩证的色彩。从一般的“良史”主张，到才、学、识“三长”之说，再到德、才、学、识的阐述，中国史学家对于自身修养的认识越来越深化，对于历史撰述中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认识也更加合理，等等。 20世纪以前两千多年的中国史学表明，它在长期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在客观上已经形成自身的“话语体系”，这是中国史学之所以能够具有许多优良传统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中国史学原有的“话语体系”和优良传统，有的已失去实际意义，甚至成了落后的东西。但是，由于文化本身有其传承性和沿袭性，必然也有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思想和理论能保持固有的生命力，并融入当代的学术文化中，为当代学人所接受、继承、发扬。任何事物的历史都是无法割断的，史学也是如此。当代史学工作者，恐怕都不会否认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一个崇高的目标，都不会否认刘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长”、章学诚补充的“史德”也是一个崇高的目标。关于考异、考证、商榷、札记、史论、史评、史注、史表等研究方法及相关术语，恐怕在当代史学的话语体系中还会占有一席之地，并被赋予新的含义、新的生命力。 如果上述认识大致不错的话，那么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则应加强对中国史学遗产的研究，发掘和梳理其中有价值、有意义的成果，并加以继承和发扬，作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当代建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应当强调的是，这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建设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际基础，也是显示历史学的中国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重要路径。在这方面，中国老一辈史学家作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侯外庐在讲到他的研究原则和方法时，强调指出：“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⑨这些话，是一位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对自己数十年治学原则和方法的一个重要总结。侯外庐主编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能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作之一，是他和他的合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晶，但这也与全书贯穿的他的上述治学原则和方法密不可分。这使我们想起侯外庐于1946年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所说的一段话：“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同时我相信这一方面的研究会在业绩方面呈现于全世界的文坛，虽则说并不脱离其幼稚性，而安步总在学步之时可以看出来的。”⑩这一段话，可以看做是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期的一个总结。所谓“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中国的历史遗产，亦即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无疑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联系前引的那段总结性文字，从这段真诚、自信而谦逊的话语中，或许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学步”走向成熟的一个缩影。 事物的发展，大多在偶然性中蕴含着必然性。正像郭沫若在1929年所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振玉）、王（国维）二家之成绩为出发点了。”(11)1946年，侯外庐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自序》中也把王国维、郭沫若称作他研究中国古史的“老师”。(12)郭、侯二位史学前辈的思想境界和治学态度，对于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自有深刻的启示。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形成，都不能离开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料”。(13)这说明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的研究活动中，在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中，史学遗产中的“思想资料”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它们对于显示历史学的中国学派的特点、风格和气派是多么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