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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眼光与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 从全世界的史学发展史看，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一是因为中国文明的发展没有中断，故而中国史学的发展亦未曾中断；二是中国有比较完备的史官制度和官修史书的传统，同时自孔子开创私人修史起，私家撰述历史的活动在两千多年中十分发达，形成官修、私撰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格局；三是中国史书体裁丰富，以多种表现形式记载了历史进程中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内容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些记载还涉及域外的历史、地理、社会、风俗等内容。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是世界东方文明最伟大的记录，是世界古代文明最辉煌的遗产之一。 至晚在隋唐时期，中国的历史典籍东传日本和朝鲜半岛等亚洲国家；至晚从17世纪或者更早一些时候起，中国的一些历史典籍相继传到欧洲少数国家。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某些自然科学技术也开始传入中国。但是，由于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这种文化交流，尤其是中西文化交流受到极大的限制。19世纪40年代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以及其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震惊了国人，有识之士乃“睁眼看世界”，于是在史学领域有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夏燮的《中西纪事》、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王韬的《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等撰述的面世。这是中国史学家世界意识的一次新觉醒。这种觉醒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在20世纪前半期达到高潮。于是有“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引入，有西方各种史学思潮、史学流派和史学方法的引入，这是中国史学出现根本性变革的50年。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受苏联学人的影响，一方面扩大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了解，一方面也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可谓得失两存。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内无生存环境，外无任何交流，整体上陷入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家迎来世界意识的又一次觉醒，世界观念大为增强，中外史学交流出现空前活跃的局面，中国史学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本文之所以要作这一史学史上的回顾，旨在说明：第一，中国古代由于自身的优势，它的发展和进步，大致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内实现的，从而显示出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第二，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家先后出现两次世界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对外国史学的引入，推动了自身的发展，充分说明历史学界“睁眼看世界”的世界眼光的重要性。第三，这两次世界意识的觉醒和外国史学思潮、理论、方法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史学固有的话语体系，甚至出现用外国学人的话语体系评论中国史学得失的倾向。第四，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中国史学遗产在许多年代里处于被轻视以至被批判的境地，只有少数史学家在为史学遗产争取它在当今史学发展中应有的位置。 倘若上述概括大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面对中国史学的当代话语建构的命题，中国史学工作者应采取何种态度和做法呢？依笔者浅见：在重视唯物史观和史学遗产的前提下，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心胸和气度，借鉴和吸收外国史学的一切积极成果所提供的思想、理论和方法，用以充实、丰富以至于融入中国史学的当代话语体系。概而言之就是：明确的指导思想，鲜明的自我意识和开阔的世界眼光。20世纪前半期关于外国史学方法的引入和借鉴，关于近代考古学的引入和史前史的研究；八九十年代关于文化史、社会史的引入与研究热潮，以及近年来关于全球史、环境史研究的兴起等等，中国史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充实和丰富了自身的话语体系，这些积极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史学的未来，还要这样继续努力去做。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当中国史学在以往的中外史学交流中有所得的时候，是否也有所失？或者说，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从反省的视角来看，我想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当我们以虔诚、求新的心态去接受外国史学方法时，是否也曾想到要对悠久的中国史学遗产中的方法加以总结？例如，在如何看待历史进程问题上，是否应考虑到司马迁提出的“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14)的方法论意义呢？在如何看待文献与历史事实的问题上，是否要考虑到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司马光为《资治通鉴》作“考异”，以及清代考史学派所采用的各种考史方法呢？当我们受到外国史学的影响，研究文化史、社会史、环境史等问题时，是否考虑到以中国史学的丰富遗产与之结合，提出有影响的宏大主题的研究，用以回应外国同行呢？近年，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事例，即关于“叙事学”的讨论。讨论的起因，仍是外国学者提出来的，是“后现代思潮”的反映之一。中国学者多有反映，但这种反映有的是“响应”，有的是诠释，而真正有分量的回应尚待时日。依笔者浅见，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和展开，中国史学有丰富的资源，尤其是思想资料方面的资源。如《史记》被称为“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15)《三国志》因有总揽全局的器识，被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16)刘知幾从史学审美的视角，即从更高的境界评论史书的“叙事”；(17)宋代史家吴缜强调在尊重事实、合理评论的基础上，指出叙事“文采”的重要；(18)梁启超在全面评论史家的德、学、识、才的前提下，称赞司马光的史笔，说他善于把“事实”写得“飞动”起来，(19)即在事实的基础上评论史书的叙事，等等。对于这些关于史书“叙事”的见解、思想，怎样综合、怎样解读、怎样以此“回应”西方学者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后现代叙事理论”等命题，或许还有许多可以思考之处。张岂之在一篇题为《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的论文中指出：“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都有一个民族化的问题”，“要建立环境伦理不能完全靠移植西方理论，应和中国的民族文化及现实相结合，特别注意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20)这同样也是一个涉及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举的这些讨论叙事的见解和思想，都是从历史学的立场上来讨论问题的，或者说都是以历史是可以认识为前提来讨论问题的。由此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今天人们讨论“叙事学”的前提是什么？是历史学的“叙事”，还是文学创作的“叙事”，抑或是一般意义上的“叙事”。当然，作为“叙事”，它们之间自有一定的联系，甚至有共同之处，但作为不同学科意义上的叙事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如果模糊了这种性质上的差异，这种讨论也就失去了学理上的价值。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或许可以引用中国一句古话，“道不同，不相为谋”。当然，“道不同”可以展开辩难，但各自的“道”必须是明确的，这样的讨论同样有价值，也可以促进不同话语体系的相互影响，乃至相互吸收。 在中外史学交流中，或者说在中外史学“对话”中，对中国史学工作者来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即上文所讲到的，我们能否提出具有宏大主旨的问题，不仅为中国史学家所关注，也受到外国史学家的关注，由这种共同关注而引发的讨论，必将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推动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并使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因此，如何“发现”和提出这样有宏大主旨的问题，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当深长思之。概而言之，在我们不断“回应”外国学者所提出的问题时，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回应”中国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如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的话，那就是我们不仅有必要“回应”，也有必要学会倡导；不仅有必要“跟着走”，也有必要争取“领着走”。这就需要中国史学家的共同努力，既有这方面的自觉意识和学术责任感，又善于从整个学科发展状态或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推进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当代建构的重要动力。 试举例来说，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曾经被毒品带来重大灾难和耻辱的国家，中国人民为改变这种状况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现实看，制造、贩卖和使用毒品在全世界泛滥，一些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毒品的危害，打击毒品走私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责任，为的是使世界各国人民在和谐、健康的氛围中走向明天。鉴于此种历史和现实，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毒品与世界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希望全世界史学家都来研究、探讨这一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还有，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以至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的今天，人们对于这种积极影响应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以推动世界的和平与进步。基于这一认识，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世界文明发展：文献与研究”。从中外学者现有的研究来看，各自都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但从这样一个宏大主旨着眼，做系统的研究似尚有很大的空间。为了使这一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有必要对与此有密切关系的文献进行整理、汇编、出版，同时展开专题的或贯通的研究，使其具有较大的规模和广泛的影响。这或许比一般性地讨论“全球史”更为实际、更能为中外读者所理解，使各国人民从认识过去中展望世界文明的未来。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来看，此种文化交流至晚在西汉已经开始，隋唐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宋元明清时期，学人关于域外的记载更为丰富，可以整理、汇编的文献很多，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很多。同样，外国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也是如此。当中外学者把已有的研究和新的研究课题纳入上述这一宏大主旨来思考、分析、评论的时候，必将有新的认识产生出来。 以上这些，只是笔者极其粗浅的设想，是以举例的方法表明一种见解，未必中肯，旨在抛砖引玉，希望同行能够提出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宏大主题，引发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讨论，这对于推动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自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