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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思想与历史编纂(2)

http://www.newdu.com 2017-09-05 《史学月刊》2010年11期 瞿林东 参加讨论

    一
    从中唐至元初的五百年间,是“会通”思想在中国史学上最为凸显的时期。受这种思想的推动,涌现出了几部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著作,它们是:
    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杜佑《通典》200卷成书;
    北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资治通鉴》294卷成书;
    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郑樵《通志》200卷成书;
    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袁枢《通鉴纪事本末》42卷成书,杨万里是年为之作序;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马端临《文献通考》348卷成书。
    这几部巨著的问世,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历史编纂理论,标志着中国历史编纂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清代史家章学诚赞叹说:“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16)
    从中国史学发展来看,这种“史部之通”之“极盛”局面的出现,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唐初史家指出,自南朝梁、陈以至于隋,明《汉书》者,名家不绝,而“《史记》传者甚微”(17)。这表明“断代为史”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而会通之史则不能与之比肩。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也是一位“断代为史”的支持者,他在《史通?六家》篇尖锐地批评了“《史记》家”,认为“《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此其为体之失者也”。这是批评《史记》记事“零乱”。又说:“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这是说《史记》多采用前人撰述。又说:“况《通史》已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这是批评梁武帝时史学家所撰《通史》不具特色而缺乏魅力。刘知幾进而做出这样的结论:通史一类的著作,“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史记》家”几乎毫无可取之处了。不过《史通?二体》篇在分析纪传、编年二体各自的长短时,因纪传体首创于司马迁,固不能不论及《史记》的“长”与“短”。刘知幾说: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此其所以为短也。(18)饶有兴味的是,这里所说的“此其所以为长”,同《六家》篇对《史记》的批评并不一致;而所谓“长”者种种,皆指其“体”而非指其“通”。而这里所说的“此其所以为短”,往往又是跟上文所说的“疆宇辽阔,年月遐长”或此处所说“编次同类,不求年月”相关联,即与其作为通史分不开。刘知幾的这些看法和评论存在明显的相互抵牾之处,他对于《史记》作为通史的长处和价值,不如对班彪、班固父子的评论来得慷慨。
    刘知幾对《汉书》是极力推崇的。他认为“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如《尚书》记周事,却仅仅写到秦穆公助周平王东迁;《春秋》述鲁史旧文,止于哀公;《竹书纪年》写到魏亡,《史记》只论及汉初。在刘知幾看来,以上诸史皆非断限整齐之作。他在《史通?六家》篇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刘知幾对《史记》的批评也罢,还是他对《汉书》的推崇也罢,都着眼于“史法”,即着眼于它们的形式和内容,而很少涉及它们作者的撰述之旨。至于说“学者寻讨,易为其功”,也只是停留在这个层次上。
    刘知幾对“包举一代”之史的推崇,除史学的原因外,还有社会的原因,即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皇朝史撰述的重视。而作为“正史”的皇朝史,“作者尤广”,以致“一代之史,至数十家”。(19) 这种情况表明,断代为史的产生和发展,是有一定的社会条件为其必然性的。从这一点来看,刘知幾对断代为史的肯定,自有其史学的和社会的合理性。刘知幾在这个问题上的评论不足之处,是过分夸大了这种合理性,从而排斥了通史发展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以致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20) 范围之内。这个见解,限制了刘知幾对未来史学发展的积极设想。
    在刘知幾以后,大致从中唐时期起,通史撰述呈复兴的趋势,出现了编年体、纪传体、传记体、典制体等多种体裁的通史著作。(21) 著名的典制体通史《通典》,就是这个时期问世的。北宋又有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巨制的产生,影响之大,不在《史记》、《汉书》之下。于是,史学家对通史之作也就有可能提出新的理论上的认识。南宋史学家郑樵撰纪传体通史《通志》,其《总序》是一篇阐释“会通之义”的宏文。此后,元初马端临又从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史书体裁的不同,对《通典》和《资治通鉴》做了精辟的评价,其主旨亦在于“会通”。从一定的意义上看,马端临是把自杜佑《通典》以来各种体裁的通史著作在理论上作了总结的史学家。而《通典》、《资治通鉴》、《通志》和《文献通考》在推动中国历史编纂走向新的重大发展中,都显示出自身的成就和特点,突出地反映了史学家们重视历史的联系,以及对于社会历史内容的抉择及其表现形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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