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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如本文开始所述，在郑樵撰《通志》与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之间，还有一部会通之作面世，即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通鉴纪事本末》据《资治通鉴》的内容，改编年以纪事为中心而详事之本末，区分事目凡239篇，因事命篇，详其始末原委，上限起于“三家分晋”，下限止于“世宗征淮南”，是一部以事件为中心的通史，是纪传体、典制体、编年体三种体裁通史之后的又一种新的通史体裁。 袁枢创造出来的这种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通史撰述，受到时人杨万里的高度赞扬。杨万里和袁枢曾同在太学任职，故自谓与袁枢“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对袁枢有深入的了解和深厚的友谊，他为《通鉴纪事本末》作序，当是情理中事。杨万里的《通鉴纪事本末叙》首先概括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特点，他写道： 子袁子因出书一编，盖《通鉴》之本末也。予读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迩。其于治乱存亡，盖治之源，医之方也。(39)杨万里认为，这种突出事件“本末”的史书之特点和功能，是在记述某事起始之后，便可揭示它的终了；在某事真相显露之前，便可看出它的微妙的作用或意义。在表述上做到了显隐相济，详略有序，巨细和谐，远近照应。在“治乱存亡”方面，有致治、避乱的借鉴作用。 当然，史官、史家在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中重视事件本末的意识和表述，起源甚早，如《尚书》、《左传》即包含纪事之本末的萌芽，司马迁《报任安书》、唐人皇甫《编年纪传论》等文中亦有关于事之“本末”的提法，这都说明不论是历史记载还是历史撰述，对于表述事件本末原委的意识或隐或显，始终都存在着、发展着。袁枢的重要贡献，一则是撰写了以事件为中心的专书；再则是他所依据的资料都出于《资治通鉴》这一名作，使《资治通鉴》与《通鉴纪事本末》相得益彰；三是激发了后世史家撰写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热情，从而使纪事本末体成为中国古代史书的又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尽管杨万里不是史学家，但他从阅读《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中，还是深切地感受到它们之间的差别以及存在这种差别的原因。他在序文中继续写道： 予每读《通鉴》之书，见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40)他说的“事以年隔，年以事析”、“编年系日，其体然也”，不仅表明了他对编年体史书特点的认识，而且表明了他对这一特点的理解。如果全面地来看待杨万里序文所传达的信息的话，是否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资治通鉴》使读史者以宏观的视野冷静地梳理在同一时间所发生的史事，从而给人以历史的理性；而《通鉴纪事本末》则使读史者以具体的观察投入到某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之中，从而给人以历史的激情，“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这生动地反映出以事之本末为表述形式的史书，具有吸引人阅读的魅力。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更是进而从理论上阐述了《通鉴纪事本末》在历史编纂上的价值。他在讲到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即“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时指出： 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41)他说的“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这几句话，是把“会通”思想升华到极致了。其实，章学诚的这一段评论多少是有自相抵牾之处的：他一方面高度赞扬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优长之处，一面又说“袁氏初无此意”云云，并引“历代著录诸家”以“杂史”视之为据，接着又说“即其成法，沉思冥索”云云，观其前后说法不甚吻合，是显而易见的。究其原因，还是受到此书“自属纂录之家”这一看法的影响。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似应对袁枢的“史法”和“史意”做统一的看待和评价，才更符合实际。(42) 综上，从中唐到元初，中国古代史学上的“会通”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又因史家之“会通”的关注点有所不同，或会通历代典制与群士论议，或会通国家盛衰与生民休戚之缘由，或会通天下之学术及其门类，或会通事件之本末、文献之演变等等，从而在历史编纂上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产生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巨著，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史家关于认识史学之理论成就与历史编纂之具体成就的突出表现。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几种通史都各有多种续作，共同形成中国史学上浩瀚恢宏的史学气象。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突出的优点和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