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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通典》问世后的第283年，即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宋代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完成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294卷，另有《目录》、《考异》各30卷。司马光的合作者刘恕、范祖禹、刘攽，皆极当世史家人才之选。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以示“周虽未灭，王制尽矣”，下迄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以衔本朝国史，记述了其间1362年史事。其《目录》30卷，“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考异》30卷，“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28) 《目录》相当于大事编年，《考异》是说明文献取舍之故，与本书相辅而行。编年体史书，发端于先秦时期的《春秋》、《左传》，汉以后以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最为知名，是编年体皇朝史的佳作。《资治通鉴》的产生，是中国编年体史书长期发展的结果，清人章学诚说：“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29) 这一概括来看，《资治通鉴》在历史编纂上一方面把两汉以来历代纪传体史书的内容综合起来，并使分散于纪、传中的同一史事得以按时间顺序反映出来。另一方面又总括了《汉纪》、《后汉纪》等编年体皇朝史的内容。《资治通鉴》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它所记千余年史事，连贯而丰富，无愧是中国史学上编年体史书的总结性成果。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为主，约略兼及社会经济、文化和各方面的代表性历史人物。全书以历代统治的盛衰得失为叙述的中心。这与杜佑《通典》以典章制度为叙述的中心有明显的不同。司马光自述本书的内容及主旨是，“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从而达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的目的。(30) 可见，司马光是把国家的盛衰、政治的得失、统治人物的政策和行为的善恶、生民的休戚等政治大事，作为《资治通鉴》的主要内容。兵力的强弱、用兵的韬略、战事的胜败，都与国家的盛衰相关，这也是《资治通鉴》着力记载的。对各个时期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它也有丰富的记述。《资治通鉴》对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和各阶层众多的历史人物等，都没有作为重点来记述。这固然是本书作者的旨趣所决定的，同时也是本书的体裁所决定的。清代史家王夫之在阐释“资”“治”“通”“鉴”的含义时，一方面强调《资治通鉴》重在讲“资治”，另一方面他对“治之所资”或“为治之资”的认识是十分广泛的，其中不乏辩证认识的因素。在他看来，《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31) 读史者从史书中汲取的启示和教益，有时会超出作史者的初衷而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正是史学的魅力之一。 《资治通鉴》的价值，突出地反映在它的思想价值、文献价值和对当时及后世历史撰述的影响等方面。《资治通鉴》的思想价值主要在于，它以极其丰富的历史事实证明：政治统治的存在、巩固和发展，离不开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换言之，《资治通鉴》证明了史学对于政治统治的极其重要性。这集中表现在司马光所说的“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这句话上。在中国史学史上，这种知古察今、以史为鉴的思想由来已久。《资治通鉴》在这方面之所以能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它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事实，以及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所谓“十六代”的漫长历史过程，而涉及的皇朝的兴衰得失则更多。在这一点上，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以往的任何一部史书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另一个原因是，司马光既有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32)、又有一种强烈的以史学“资治”的撰述热情，所以在纷繁的史事中他“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写入本书，从而鲜明地反映出本书的社会目的。宋神宗赐以“资治通鉴”为名，正是恰当地道出了它的社会目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司马光把自己从而也把读者摆到各种各样的历史环境里去思考，去抉择，使历史和现实得以相互呼应起来。他说的“前世之兴衰”，这是史书上可以写得出来的；他说的“鉴”，有的可以写得出来，如“臣光曰”或援引前代史论，有的就无法写出来，而是通过读史的人去思考、去认识才能实现的。至于“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这基本上不是历史问题而是现实问题了；确切地说，这是通过认识历史问题从而更好地认识现实问题。所谓“考”，所谓“嘉”、“矜”、“取”、“舍”，都是对作者和读者提出来的。尤其应当强调的是，司马光的这种撰述思想和他在表述上的艺术性成就，使《资治通鉴》具有特殊的魅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资治通鉴》的价值，还在于它对当时和后世历史编纂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补撰、改编、续作、注释、仿制、评论等等，诸家蜂起，蔚然大观，形成为《通鉴》之学。宋人刘恕的《通鉴外纪》、金履祥的《通鉴前编》、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史炤的《资治通鉴释文》、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人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等各有特点，而“《通鉴》学”的发展，一直延续至近代。(33) 《资治通鉴》初名《通志》，后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乃以此名传世。其后南宋史家郑樵则以所撰《通志》一书，在中国史学上建立了丰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