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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飞蝗出境”模式的出现与应用 和“猛虎渡河”模式一样，“飞蝗出境”也是中古史家构建地方良吏形象时习用的书写模式。在有些文献中，“飞蝗出境”常和“猛虎渡河”连用，被同时用于表彰地方良吏德政。如《元同墓志》：“圣上嘉焉，授兹斯郡，履政半期，风冠京野，故能使灾蝗靡入，猛虎出江，邑颂来甦，邻城改听。”(55)《于纂墓志》：“延昌元年，迁秀容太守。君绥民以恩惠流称，理物以平直是务，请谒不行，奸轨革心，劝课有途，氓隶仰德，化穆下邑，声衍上京。昔宗均去虎，鲁恭飞蝗，今古虽殊，厥绩一焉。”(56)《李世举墓志》：“齐武平二年，任新兴郡守，遂使飞蝗出境，猛兽浮河，乌宿时厅，民加厚慕。”(57)在上述墓志中，“飞蝗出境”均与“猛虎渡河”并举，以直叙或用典的方式叙述志主德政。值得注意的是，在《于纂墓志》中，撰者还明确指出“飞蝗出境”典出东汉鲁恭，事实上在时人其他一些表述中，鲁恭并不是飞蝗出境的唯一典故。刘宋文帝元嘉三年(426)秋旱蝗，范泰上表，“臣闻桑谷时亡，无假斤斧，楚昭仁爱，不禜自瘳，卓茂去无知之虫，宋均囚有异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杀”，(58)以卓茂飞蝗与宋均囚虎相对；又北魏高祜答孝文帝语，也把“飞蝗出境”的典故追溯到两汉之际的卓茂。(59)后人对“飞蝗出境”典故的不同溯源，似乎表明东汉时代因地方良吏推行德政导致“飞蝗出境”的记载可能已较普遍。 关于卓茂、鲁恭“飞蝗出境”的事迹，《后汉书》有详细记载，兹引如下。 (卓茂)后以儒术举为侍郎，给事黄门，迁密令。……平帝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县界。督邮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见乃服焉。(60) (太尉赵)憙复举(鲁)恭直言，待诏公车，拜中牟令。恭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建初七年，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61) 比较可以发现，卓茂例子中的祸首确实是蝗虫，而在鲁恭的例子中，伤害郡国禾稼的却是螟。尽管在古史文献中，蝗有“螽”、“阜螽”、“斯螽”、“螽斯”、“蟓”、“蝮蜪”、“蝻”等多种称呼，(62)但“蝗”、“螟”毕竟不同，《汉书·五行志》中“蝗”与“螟”即是两种不同的虫灾。(63)要之，“飞蝗出境”模式的始作俑者应是卓茂，后人大约因“蝗”、“螟”都是食禾稼之害虫，而把两者混为一谈了。 虽然蝗虫可能早在殷墟卜辞中即已见载，(64)但和“猛虎”与“暴政”相连由来已久不同，蝗虫与暴政似乎迟至战国后期才建立联系。(65)《吕氏春秋》云： 乱国之妖，有螟集其地，其音凶凶。(66) 尽管《吕氏春秋》此句语焉不详，但仍可看出其大义是说国有乱政则螟生。考虑到古人有时螟、蝗不分，推测这时蝗虫也已与暴政建立联系，恐怕不算无稽。又陆贾《新语·明诫》： 故世衰道失，非天之所为也，乃君国者有以取之也。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螟虫之类，随气而生；虹蜺之属，因政而见。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67) 和《吕氏春秋》一样，《新语》此处使用的也是“螟虫”。据此可知，生活于汉初高、文之世的陆贾已经极为肯定地把螟虫出现归因于暴恶之政。 及至稍晚的《洪范五行传》，则可见到把蝗虫之属“螽”的产生归因于暴政的文字。《艺文类聚·灾异部》“蝗”条引云： 春秋之螽者，虫灾也，以刑罚暴虐，贪叨无厌，兴师动众，虫为害矣。雨螽于宋，是时宋公暴虐刑重，赋敛无已，故应是而雨螽。(68) 按《洪范五行传》著者，学界尚有争议，但多数学者认同为汉武帝时《尚书》学大师夏侯始昌所撰，(69)若此，则至迟至汉武帝时，作为蝗虫别称的“螽”已与暴政直接建立联系。 至于在文字上明确把蝗虫与暴政相联系的叙述则可见稍晚的京房。《续汉书·五行志三》“蝗”条记蔡邕答灵帝光和元年(178)诏策： 臣闻《易传》曰：“大作不时，天降灾，厥咎蝗虫来。”《河图秘徵篇》曰：“帝贪则政暴而吏酷，酷则诛深必杀，主蝗虫。”蝗虫，贪苛之所致也。(70) 《河图秘徵图》属纬书，成书年代不明，而《易传》即京房所撰。(71)在另一处，京房又说，“天生万物百谷，以给民用。天地之性人为贵。今蝗虫四起，此为国多邪人，朝无忠臣，虫与民争食，居位食禄如虫矣。”(72)可见至迟到京房生活的宣、元时代，蝗虫与暴政相联系已确凿无疑。 及至东汉，蝗虫作为暴政天谴的意识更为普遍。《后汉书·和帝纪》载和帝永元八年(96年)洛阳发生蝗灾，帝下诏曰： 蝗虫之异，殆不虚生，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专咎自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恫矜，思弭忧衅。昔楚严无灾而惧，成王出郊而反风。将何以匡朕不逮，以塞灾变？百僚师尹勉修厥职，刺史、二千石详刑辟，理冤虐，恤鳏寡，矜孤弱，思惟致灾兴蝗之咎。(73) 如果此一诏书确为东汉原始文献的话，可见在和帝或其顾问智囊团的认识中，蝗灾也与失政相应，解决之道就是要施行“详刑辟，理冤虐，恤鳏寡，矜孤弱”等一系列德政。其后安帝时发生蝗灾，安帝也下诏自承统理失中。(74)及至灵帝时蔡邕上封事，则说得更明白，“政有苛暴，则虎狼食人；贪利伤民，则蝗虫损稼”，(75)以蝗灾与虎暴并举，作为苛政、暴政的两个典型。 东汉文献中还有许多把蝗虫与暴政相联系的论述，限于篇幅，兹不赘举。总体而言，犹如“老虎＝暴政”在当时是一个士人所习知的常识一样，“蝗虫＝暴政”也应为时人所熟知。(76)在这样的认知氛围中，“良吏—德政—飞蝗出境”叙述模式的出现也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了。 庆幸的是，与“猛虎渡河”模式在成书于东汉时代的史籍中基本找不到踪迹不同，“飞蝗出境”模式则保留下不少记载。前引卓茂、鲁恭两例，《东观汉记》均有记载，此外《东观汉记》还记载马棱、赵憙、宋均、喜夷等地方良吏也曾引发飞蝗出境，其文如下： 马棱，字伯威，为广陵太守，郡界常有蝗虫伤谷，谷价贵。棱有威德，奏罢盐官，振贫羸，薄赋税，蝗虫飞入海，化为鱼虾。 卓茂，字子康，南阳人。迁密令，视民如子，口无恶言，吏民亲爱而不忍欺之。……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界。督邮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按行，见乃服焉。 鲁恭为中牟令，时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闻之，疑其不实，使仁恕掾肥亲往察之。恭随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过止其傍，傍有童儿。亲曰：“何不捕之？”儿言“雉方将雛”。亲嘿然有顷，与恭诀曰：“所以来者，欲察君之治迹耳。今虫不犯境，此一异也。化及鸟兽，此二异也。竖子有仁心，三异也。府掾久留，担扰贤者。”具以状白安。 赵憙，字伯阳，为平原太守，后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辄死，岁屡有年，百姓歌之。 宋均为九江太守，建武中，山阳、楚郡多蝗蜚，南到九江，辄东西别去，由是名称。 喜夷为寿阳令，蝗入辄死。(77) 可以看到，在卓茂、鲁恭、马棱等人的例子中，均明确说德政的施行是引发飞蝗出境的直接原因，马棱例子中还详细列举德政的具体措施，至于赵憙、宋均、喜夷三例，虽未明说飞蝗不入境或入境辄死的原因，但其中所暗含的与德政之关系也不言而喻。 上举诸例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卓茂、鲁恭两例中安排了事后核查的过程，学者认为，史家如此书写，或是为了放大二人良吏形象，并强化记载之真实性。(78)该认识固然推测成分较大，但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无论如何，这类加入核查过程的叙述模式成为“飞蝗出境”模式的重要类型之一，并影响到后世该模式的使用。二是在卓茂、鲁恭、宋均三例中，蝗螟的表现是不入界，而在其他三例中，有两例蝗虫入境辄死，另一例蝗虫入海化为鱼虾，三者均可以视为“飞蝗出境”模式之变体。蝗虫入境辄死不难理解，蝗虫入海化为鱼虾则涉及古人对蝗虫生态的认识，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古人有一种看法认为，蝗虫为虾所变，入水后复变为虾。(79)这一说法流传很广，今天民间蝗虫仍有“旱虾”之说。大约基于此，马棱例中才说“蝗虫飞入海，化为鱼虾”。 除《东观汉记》外，成书更早的《论衡·感虚篇》也记载：“世称：南阳卓公为缑氏令，蝗不入界，盖以贤明至诚，灾虫不入其县也。”(80)尽管王充仍是以批判的角度叙述此事，但卓茂“飞蝗出境”至少在东汉前期已为人所知，却也因此再次得到确认。 无论如何，以《东观汉记》为代表的东汉文献确立了较之“猛虎渡河”更为多样的“飞蝗出境”模式，这一多样模式也在不久之后成为史家构建、塑造良吏形象时的典故资源之一。 和“猛虎渡河”模式在后世的际遇类似，“飞蝗出境”模式在魏晋以下史籍中也呈现出照搬型和变体型之分。 1.照搬型 (戴封)迁西华令。时汝、颍有蝗灾，独不入西华界。时督邮行县，蝗忽大至。督邮其日即去，蝗亦顿除，一境奇之。(81) ［郑弘字巨君，为驺令］，勤行德化……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国，过驺界不集。郡因以状闻，诏书以为不然，遣使案行，如言。(82) ［谢夷吾为寿张令］……永平十五年，蝗发泰山，流徙郡国，荐食五谷，［野无生草，］过寿张界，飞逝不集。(83) 许季长为湖令，州郡皆被蝗灾，过湖县，飞去不入。(84) (王)况字文伯……为陈留太守。性聪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虫起泰山，弥衍兖、豫，过陈留界，飞逝不集，五谷独丰。(85) 吴郡徐栩，为小黄令。时陈留遭蝗，过小黄，飞逝不集。刺史行部，责栩不治，栩弃官，蝗应声而至。刺史谢，令还寺舍，蝗即皆去。(86) (刘)虞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纯朴，境内无盗贼，灾害不生。时邻县接壤，蝗虫为害，至博平界，飞过不入。(87) 黄豪，交趾人，除外黄令。……当时邻县蝗虫为灾，而独外黄无有，岁皆丰熟，民先流移者，悉归附之。(88) 任防，蜀郡成都人。父修，字伯庆，为固始侯相，天下大蝗，独不入界。(89) 杨琳为茂陵令，比县连岁蝗灾，曲折不入茂陵。(90) 公沙穆为鲁相，时有蝗灾，穆躬露坐界上，蝗积疆畔，不为害。(91) (天保)九年，(羊烈)除阳平太守，治有能名。是时，频有灾蝗，犬牙不入阳平境，敕书褒美焉。(92) 六月，(李绅)检校户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节度、宋亳汴颍观察等使。(开成)二年，夏秋旱，大蝗，独不入汴、宋之境，诏书褒美。(93) (王方翼)再迁肃州刺史。……仪凤间，河西蝗，独不至方翼境，而它郡民或馁死，皆重茧走方翼治下。(94) 不难发现，“飞蝗出境”模式的两个基本元素——良吏德政和蝗不入界在上述诸例中均完整呈现，且多数例子都明确把飞蝗不入界归因于传主的德政。 当然，后世史家在照搬这类模式的同时有时也会添入些新元素，以使之更为形象、可信。如戴封例，戏剧性地加入“督邮”这一角色，以反衬戴封德政之美。徐栩例也类似，以刺史的无理干涉凸显徐栩化及蝗虫。又如公沙穆的例子，强调其“躬露坐界上”，从而阻止了蝗虫入侵。这一元素的加入，可能与长期盛行的巫禳退蝗的认识相关。(95) 此外，前文所说事后核查的过程，在上述诸例中也有体现。如郑弘例，当郡向上汇报后，皇帝不信遣使核查，结果如言。这与前揭卓茂、鲁恭的例子如出一辙，只是怀疑者由郡守变成了皇帝。又如羊烈、李绅二例，虽然没有事后核查，但皇帝诏敕褒美的加入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记述之可信性。不难想见，这些元素的出现，不排除乃是史家有意添入，以强化记述之生动、真实。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东观汉记》所见“飞蝗出境”诸模式中的“入海化为鱼虾”和“入界辄死”两个模式在上述诸例中无一体现，这似乎表明这两个叙述模式在后世较少得到继承。揆其原因，或许与前揭“猛虎渡河”模式的变体Ⅲ型较少类似。史家的这种选择，反映出史家个人在面对作为传统的典故资源时，是有选择的。 2.变体型 (萧脩)徙为梁、秦二州刺史。在汉中七年，移风改俗，人号慈父。长史范洪胄有田一顷，将秋遇蝗，倚躬至田所，深自咎责。功曹史琅邪王廉劝倚捕之，脩曰：“此由刺史无德所致，捕之何补。”言卒，忽有飞鸟千群蔽日而至，瞬息之间，食虫遂尽而去，莫知何鸟。适有台使见之，具言于帝，玺书劳问，手诏曰：“犬牙不入，无以过也。”州人表请立碑颂德。(96) 蝗灾发生后，飞鸟食尽，“飞蝗出境”模式的这一变体与前揭“猛虎渡河”模式变体Ⅲ型张华原例中猛虎为六駮所食颇为类似。不过，这一叙述未必与之相关，而更可能是建立在时人对蝗虫生态认识的基础之上。如学者所论，大约从南北朝隋唐时代开始，有些鸟为蝗虫天敌的知识为人们所了解。(97)大约正是基于此，史家才会改原模式为现状，由此进一步扩展和丰富了“飞蝗出境”模式的具体表现。 大体而言，蝗虫为飞鸟所食的书写模式在中古史籍中并不多见，然而在宋代以降的文献中，却变得尤其丰富。如《辽史》载萧文“寿隆末，知易州，兼西南面安抚使。……属县又蝗，议捕除之，文曰：‘蝗，天灾，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责，蝗尽飞去。遗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为乌鹊所食”；(98)《元史》记刘天孚“再知许州，所至有治绩。……岁大旱，天孚祷即雨。野有蝗。天孚令民出捕，俄群乌来，啄蝗为尽”。(99)这些记载均显示出“飞蝗出境”的这一书写模式在中古以后仍有很强的生命力。 通过以上中古史籍中“飞蝗出境”模式及其变体的应用情况，可以看出，与“猛虎渡河”模式诸变体成为应用主流不同，“飞蝗出境”模式中，照搬型则占据大部分。不过，虽然“飞蝗出境”模式没有像“猛虎渡河”模式那样衍生出诸多变体，但这并不影响其在构建、形塑地方良吏时的重要性。如学者所论，在墓志文献中，作为一种修饰、美化地方长吏的政治修辞，“飞蝗出境”模式与“猛虎渡河”模式相比毫不逊色。(100) 同“猛虎渡河”模式一样，“飞蝗出境”模式在中古史籍中有时也用作宣扬个人德行。其中使用最普遍的就是褒崇孝义，如《陈留耆旧传》：“(高慎)子式，至孝，常尽力供养。永初中，螟蝗为害，独不食式麦，圉令周强以表州郡。”(101)又如《南史·裴邃传附子之礼传》：“(裴)之礼字子义，美容仪，能言玄理。为西豫州刺史。母忧居丧，唯食麦饭。……大同初，都下旱蝗，四篱门外桐柏凋尽，唯邃墓犬牙不入，当时异之。”(102)高式因尽力供养父亲·蝗虫不食其麦；裴之礼则因孝行阻止了蝗虫对父墓的毁坏。毋庸赘言，在上述记载中，“飞蝗出境”模式及其变体均成为彰显高式等人孝行的符号，成功地构建了他们孝子的形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