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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关于“母题”的概念，学界尚有争议，这里借用美国学者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的定义：“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499页) ②“模件”的概念来自德国学者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张总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又邢义田、曾蓝莹谈及汉代画像制作时使用“格套”一词，意义也与此相仿。(参见邢义田：《汉碑、汉画和石工的关系》，《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9—67页；曾蓝莹：《作坊、格套与地域子传统：从山东安丘董家庄汉墓的制作痕迹谈起》，《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2000年第8期，第44—48页) ③参见Herbert Franke, "Some Remark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Oriens 3, 1950, pp. 120-121. ④参见傅汉思：《唐代文人：一部综合传记》，倪豪士编选：《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黄宝华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11页。 ⑤参见崔瑞德：《中国的传记写作》，张书生译，《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3期。 ⑥参见榎本めゅち《姚察·姚思廉の『梁書』編纂につぃて－臨川王宏伝を中心として》，《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第12号，1987年。 ⑦参见安部聪一郎：《哀宏『後漢紀』·范曄『後漢書』史料の成立過程につぃて－劉平·趙孝の記事を中心に》，《史料批判研究》第5号，2000年。 ⑧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2《城东·石桥南景兴尼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9—90页。 ⑨《后汉书》卷79上《儒林传上·刘昆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550页。 ⑩参见谢承：《后汉书·儒林传·刘昆传》，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61—162页。 (11)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3《初禀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1页。 (12)关于《论衡》的成书时间，颇有争议，参见邵毅平：《论衡研究》第1编第1章《〈论衡〉造于永平未定于建初之年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页。具体到《初禀篇》，邵氏认为或作于永平后期至建初初期。 (13)参见柳瀨喜代志：《「虎渡河」「虎服罪」故事考－後漢の傳記をめぐつて》，《日中古典文学論考》，東京：汲古書院，1999年，第80頁。 (14)参见柳瀨喜代志：《「虎渡河」「虎服罪」故事考－後漢の傳記をめぐつて》，《日中古典文学論考》，第83頁。 (15)《礼记正义》卷10《檀弓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13页中栏。 (16)参见何晋：《秦称“虎狼”考》，《文博》1999年第5期。 (17)参见柳濑喜代志：《「虎渡河」「虎服罪」故事考－後漢の傳記をめぐつて》，《日中古典文学論考》，第78—91頁；王子今：《秦汉虎患考》，饶宗颐主编：《华学》第1期，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90—191页。 (18)参见Roel Sterckx, The Animal and the daemon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2, pp. 137-147. (19)孔广森撰：《大戴礼记补注》卷9《诰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86页。 (20)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6《览冥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78页。 (21)关于德政与老虎得以建立联系的理论背景，胡司德、陈怀宇有详细论述。(Roel Sterckx, The Animal and the Daemon in Early China, pp. 137-153; Chen Huaiyu, "The Rhetoric of Pacifying Birds and Beast in Tomb Inscriptions from Medieval China,"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ang Studies: The Next Twenty-Five Years," sponsored by Tang Studies Societ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May 2009) (22)参见吴树平：《〈风俗通义〉杂考》，《秦汉文献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303—304页。 (23)应劭撰，吴树平校释：《风俗通义校释》卷2《宋均令虎渡江》，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2—93页。 (24)《后汉书》卷41《宋均传》，第1412—1413页。又见司马彪《续汉书·宋均传》、华峤《汉后书·宋均传》(按：华峤《汉后书》，或作《后汉书》)，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第406、558页。从文本关系上说，诸家《后汉书》所记“猛虎渡河”模式均有可能本自《东观汉记》等东汉文献，不过无论是直接沿用，还是有所弃取，诸书一旦记载，也就成了独立文本，具有单独存在的意义。因此本文视它们为魏晋以后出现的一个个独立例证，从其与东汉“猛虎渡河”模式的比较中界定其类型。 (25)《后汉书》卷79上《儒林传上·刘昆传》，第2550页；谢承：《后汉书·儒林传·刘昆传》，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第161—162页。 (26)华峤：《汉后书·孝子传·刘平传》，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第551页。 (27)《梁书》卷47《孝行传·庾黔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50页。 (28)仔细玩味，这里“为政三年”恐怕也是有考虑的。按汉代良吏施政，多久任其职方成，如黄霸治颍川八年，王成治胶东、召信臣治南阳也近十年(崔寔撰，孙启治校注：《政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18—142页；另见《汉书》卷89《循吏传·黄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31页)，刘昆三年即成，不得不说是很迅捷的。按；《论语·子路》：“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自认三年可为治，颇疑刘昆之“为政三年”即本此。 (29)参见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32《漳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701—2702页。 (30)谢承：《后汉书·刘陵传》，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第219页。 (31)陈寿：《益州耆旧传》，《北堂书钞》卷78《设官部三○·县令》“虎即出界”条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1页下栏。又见《华阳国志》卷10下《汉中士女》。(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00页) (32)《梁书》卷53《良吏传·孙谦传》，第773页。 (33)《后汉书》卷38《法雄传》，第1278页。 (34)《梁书》卷23《桂阳嗣王象传》，第364页。 (35)《南史》卷51《梁宗室上·吴平侯景传附子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62页。 (36)《南史》卷52《梁宗室下·始兴忠武王憺传附子晔传》，第1304页。 (37)《南史》卷60《傅昭传》，第1469—1470页。 (38)《新唐书》卷116《陆元方传附陆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40页。 (39)《新唐书》卷162《顾少连传》，第4994页。 (40)《新唐书》卷181《李绅传》，第5349页。 (41)《太平御览》卷892《兽部四·虎下》引《晋令》，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3960页上栏。 (42)钱易：《南部新书·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46页。又研究者据天一阁藏北宋《天圣令》复原唐开元二十五年(737)令中也有类似规定。(戴建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杂令〉研究》，《文史》2006年第3辑) (43)《南史》卷51《梁宗室上·长沙宣武王懿传附子业传》，第1267页。 (44)《南史》卷51《梁宗室上·桂阳简王融传附子象传》，第1274页。 (45)《北史》卷33《李灵传附曾孙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07页。 (46)《北史》卷86《循吏传·张华原传》，第2873页。 (47)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山经》卷2《西山经》“中曲山”条，《海经》卷3《海外北经》“北海诸兽”条，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74、294页。 (48)参见Chen Huaiyu, "The Rhetoric of Pacifying Birds and Beast in Tomb Inscriptions from Medieval China." (49)《三国志》卷11《魏书·邴原传》注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52页。 (50)《晋书》卷94《隐逸·朱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30页。 (51)《晋书》卷94《隐逸·郭文传》，第2440页。 (52)《宋书》卷91《孝义·吴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7页。 (53)《南史》卷52《梁宗室下·鄱阳忠烈王恢传附子脩传》，第1298—1299页。 (54)“猛虎渡河”模式为何能从表现地方良吏德政转而表现个人德行，原因可能有二：其一，良吏德政表现的自然延伸。施行德政的良吏原本就是由贤明之人担任，“猛虎渡河”模式在表现良吏德政时事实上已经暗含了对良吏个人德行的表彰，故“猛虎渡河”模式由表现良吏德政向表现个人德行转移，亦顺理成章；其二，中古僧传文献盛行的高僧驯虎记载的影响。陈怀宇注意到，中古僧传文献中流行一类模式化创作，即高僧凭借个人修行和道德可以驯服、降伏猛虎。(参见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第3章《中古佛教驯虎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1—209页)或许受此启发，史家在表现普通人德行时也采用了“猛虎渡河”模式。 (55)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魏》，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8页。 (56)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08页。 (57)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隋》，第560页。 (58)《宋书》卷60《范泰传》，第1621页。 (59)《魏书》卷57《高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61页。 (60)《后汉书》卷25《卓茂传》，第870页。 (61)《后汉书》卷25《鲁恭传》，第874页。 (62)参见令井秀周：《中国蝗災对策史－蝗は天災か人災か》，《東海女子大学紀要》第22号，2003年。 (63)《汉书》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七中之下》，第1435页。 (64)关于殷墟卜辞中“蝗”字的讨论，参见章义和《中国蝗灾史》第1章《中国历代蝗灾的发生情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19页) (65)需要指出，虽然《春秋》中有关蝗灾的记载，后人多认为与君主失政相关，但《春秋》本身并没有这样明确的表示。因此不能认为《春秋》成书之际，蝗灾已与暴政建立联系。 (66)《艺文类聚》卷100《灾异部·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32页。 (67)陆贾撰，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卷下《明诫第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5页。 (68)《艺文类聚》卷100《灾异部·蝗》，第1729页。 (69)最新研究见陈侃理：《〈洪范五行传〉与〈洪范〉灾异论》，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2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5—100页。 (70)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三》，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第3319—3320页。 (71)《汉书·五行志》多引京房《易传》，与此文辞颇合，疑此《易传》即京房所著。 (72)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三》注引《京房占》，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第3318页。 (73)《后汉书》卷4《和帝纪》，第182页。 (74)参见《后汉书》卷5《安帝纪》，第217页。 (75)《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第1992页。 (76)参见柳瀨喜代志：《「変復之家」の說と後漢の傳記－「蟲避境」說話をめぐつて》，《日中古典文学論考》，第66—77頁。 (77)分见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12《马棱传》，卷13《卓茂传》、《鲁恭传》、《赵憙传》，卷16《宋均传》，卷19《喜夷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46、461—462、465—466、490、674、844页。 (78)参见柳瀨喜代志：《「変復之家」の說と後漢の傳記－「蟲避境」說話をめぐつて》，《日中古典文学論考》，第71頁。 (79)参见章义和：《中国蝗灾史》第6章《中国历代对蝗虫生活史及生活习性的认识》，第151—153页。 (80)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5《感虚篇》，第257—258页。 (81)《后汉书》卷81《独行传·戴封传》，第2684页。 (82)谢承：《后汉书·郑弘传》，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第37页。又见虞预：《会稽典录》，《艺文类聚》卷100《灾异部·蝗》引，第1731页。 (83)谢承：《后汉书·方术传·谢夷吾传》，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第183页。 (84)谢承：《后汉书·许季长传》，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第229页。 (85)谢承：《后汉书·王况传》，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第231页。 (86)谢承：《后汉书·徐栩传》，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第241页。 (87)王粲：《英雄记》，《三国志》卷8《魏书·公孙瓒传》注引，第240页。 (88)陆胤：《广州先贤传》，《艺文类聚》卷100《灾异部·蝗》引，第1731页。 (89)陈寿：《益部耆旧传》，《艺文类聚》卷100《灾异部·蝗》引，第1731页。 (90)陈寿：《益部耆旧传》，《艺文类聚》卷100《灾异部·蝗》引，第1731页。 (91)《先贤行状》，《艺文类聚》卷100《灾异部·蝗》引，第1731页。 (92)《北齐书》卷43《羊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576页。 (93)《旧唐书》卷173《李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99页；又见《新唐书》卷181《李绅传》，第5349页。 (94)《新唐书》卷111《王方翼传》，第4134页。 (95)参见今并秀周：《中国蝗災对策史－蝗は天災か人災か》，《東海女子大學紀要》第22号，2003年；章义和：《中国蝗灾史》第8章《中国古代对飞蝗的迷信与巫禳》，第179—191页。 (96)《南史》卷52《梁宗室下·鄱阳忠烈王恢传附子脩传》，第1299页。 (97)参见章义和：《中国蝗灾史》第7章《历史上的治蝗实践》，第169—172页。 (98)《辽史》卷105《能吏·萧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61页。 (99)《元史》卷193《忠义一·刘天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386—4387页。 (100)据陈怀宇统计，北魏墓志中，“猛虎渡河”与“飞蝗出境”是最常见的形塑地方长吏的政治修辞，而在唐代墓志中，“飞蝗出境”也仅次于“驯雉”模式。(参见Chen Huaiyu, "The Rhetoric of Pacifying Birds and Beast in Tomb Inscriptions from Medieval China") (101)《三国志》卷24《魏书·高柔传》注引《陈留耆旧传》，第683页。 (102)《南史》卷58《裴邃传附子之礼传》，第1440页。 (103)参见Roel Sterckx, The Animal and the Daemon in Early China, pp. 137-153. (104)谢承：《后汉书·严丰传》，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第197页。 (105)参见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7—189页。 (106)汉代郡县有“盗赋课”。(参见《汉书》卷76《尹翁归传》，第3208页) (107)沈德潜编：《古诗源》卷2《汉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1页。关于《柏梁台诗》的真伪，最新研究见王晖：《柏梁台诗真伪考辨》，《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108)如战国时李悝著成《法经》六篇，“其律始于《盗》、《贼》”，其后“商君受之以相秦”(《晋书》卷30《刑法志》，第922页)；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盗律》亦分列第一、二篇。 (109)《史记》卷119《循吏列传·孙叔敖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099页。 (110)《汉书》卷76《韩延寿传》，第3211页。 (111)《汉书》卷89《循吏传·黄霸传》，第3630页。 (112)《汉书》卷89《循吏传·龚遂传》，第3639页。 (113)《魏书》卷57《高祐传》，第1261页。 (114)参见刘复生：《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115)参见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第5章《灾异政治文化的转变》，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2010年，第195—202页。 (116)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01页。 (117)赵令畴：《侯鲭录》卷6《冯希乐善佞》，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6页。 (118)不仅见于律令规定，实际情况亦是如此。可参见梁诸英：《正史所见晋唐宋元时期“虎患”》，《东北师大学报》2013年第1期；魏华仙：《试论宋代对野生动物的捕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辑；张建东：《虎猛诚可伤：论宋代的虎患治理》，《历史教学》2012年第20期等。 (119)参见今井秀周：《中国蝗災对策史－蝗は天か災か人災か》，《東海女子大学紀要》第22号，2003年；章义和：《中国蝗灾史》第9章《蝗灾发生与历代的官府行为》，第192—213页；李华瑞：《宋代的捕蝗与祭蝗》，《山西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等。 (120)《元史》卷191《良吏传一·许维祯传》，第4357页。 (121)《明史》卷281《循吏传·谢子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193页。 (122)参见黄志繁：《“山兽之君”、虎患与道德教化——侧重于明清南方地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年第2期，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第13—15页；上田信：《生态环境的变化与驱虎文——18世纪的东南山地》，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524—541页。 (123)参见池田温：《中国古代的猛兽对策法规》，《唐研究论文选集》，孙晓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98—299页；曾雄生：《虎耳如锯猜想》，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第550页；程民生：《宋代老虎的地理分布》，《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3期。 (124)参见小岛毅：《宋代天谴论的政治理念》，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1—339页。 (125)刘知幾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8《模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 (126)周一良对此亦有论述，参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61—362页。 (127)参见Peter Olbricht, "Die Biographie in China," Saeculum 8, 1957, pp. 224-235, 转引自倪豪士：《对〈旧唐书·李白传〉的解读》，《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54页。 (128)参见倪豪士：《对〈旧唐书·李白传〉的解读》，《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第256—265页；《再说〈旧唐书·李白列传〉》，《文学遗产》2003年第1期。 (129)参见崔瑞德：《中国的传记写作》，张书生译，《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