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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宽重，1949年生，长庚大学医学系医学人文科讲座教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一前言 追寻近百年来宋史学界的研究业绩，可以发现宋史研究受到重视及起步虽晚，但它的重要性却日益显现。尤其是唐宋变革的说法，突显出宋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上转折的重要性之后，除了政治变化外，人们更注意到宋代在文化学术艺术和社会经济各方面的高度发展与成就，掀起研究热潮，宋史遂成为国际汉学界研究的重要断代。不过，不论两岸或国际宋史界，长期以来关注的时段仍以北宋为主，相对的南宋历史在偏安小朝廷的阴影下，难以获得学者关注，这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宋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到印证①。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两岸宋史学界对南宋史的关注，有明显的进展。这一方面与研究者掌握新史料、开辟新领域有关，在高宗、岳飞、秦桧、韩侂冑、文天祥、余玠等对朝政有着影响的君臣，朱陆等理学大儒，或陆游、辛弃疾等文学大家，及庆元党禁、开禧北伐、和战争议、农民革命、宋元战争等，影响时政走向的问题上，都有比较丰硕的成果，尤其自2005年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将南宋史列为重大研究课程，积极策划南宋史研究丛书的编纂工作以来，在人物及临安的研究上，以集中性的议题，从不同的侧面对南宋历史进行多元的探讨，对南宋史研究的推进，更为显著。 不过，检视现有南宋史研究成果，仍明显存在“重前期轻后期”的现象。欧美汉学界对南宋史具开启性的研究，除了华裔美籍教授刘子健对南宋史有通贯的论著外，欧洲著名汉学家如德国的傅海波、法国的谢和耐都先后对亡国宰相贾似道，及蒙古亡宋前都城临安的社会生活有深刻的探讨②。至于两岸宋史学界在宁宗以后的研究显然不及前期，而且比较重要的成果仍侧重政治性的重大议题，像庆元党禁、开禧北伐、史弥远专权、宋金蒙和战、济王案、理宗北伐与政争、贾似道擅权等，以及理学由禁至独尊、纸币与经济、刘克庄与江湖诗派等若干学术、经济、文学等问题，明显属于点状的研究成果。对南宋中晚期历史面貌的了解显得片面且模糊，难于对整个宋代历史有全貌的掌握。更缺乏对宋末至蒙元的政权递嬗与社会文化的变化，作出深刻的观察。同时，诸多探讨点都与强臣、孺君、政争、腐败等的形象相联结，对这些政治人物的作为多从负面评价，给人是导致南宋覆亡的印象。至于政治以外的议题，不仅缺乏研究，且多将之作孤立性探讨，未将之与政治环境有所联系。如此一来让学史者对宁宗以后的印象，只是南宋由平稳步向中衰的转折期，除一连串的政治纷扰与战争之外，是一段十足平淡无奇的岁月，除负面的政治议题之外，并未受到研究者的青睐。 个人早期也对晚宋历史存有偏见。我自20世纪70年初期即研究晚宋历史，硕士论文是以理宗初期为核心，探讨和战、边防与流民等政治性很强的议题③。当时君臣面对金蒙兴衰交替及和战政策的转折变化的讨论，都免不了溯及嘉定时期的政策与权臣史弥远的角色。朝臣议论评论的焦点，也直接触及对史弥远的评价，可以说史弥远不仅是宁宗晚期政局的核心人物，更主导理宗继位，及理宗初期朝政的运作，尔后引发朝廷间激烈的政争，让读史者对南宋中晚期朝政运作的焦点，集中于史弥远，而且对其负面评价贯穿政局，成为朝政败坏的关键。只是到后来出现了一个被视为更为邪恶的亡国宰相贾似道，才使史弥远未与贾似道及秦桧、韩侂冑并纳入《宋史》的《奸臣传》中。但在《宋史》定评的引导下，人们仍不免对史弥远与晚宋政局，带有主观而负面的评价，以印证这是亡国前的时代特征。 有了这样负面的观点，使我摆脱这个不甚光彩的时期，另找新的研究课题。我接着对地方武力、基层社会、士人家族等一系列的问题，进行研究。这期间，南宋史研究从荒芜、乏人耕耘，到逐渐吸引研究者目光、掀起不同的讨论。先是日本学者寺地遵的研究。他出版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④引发学界对南宋政治史，政治结构讨论的兴趣；接着余英时教授于2003年出版《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讨论以朱熹为中心的道学家群体，在孝、光两朝致力朝政兴革的议题，激发对南宋政治文化史关注的热潮⑤，此后，杭州市社科院出版一系列的丛书，对丰富与深入南宋政治史的研究更有很大的推进作用。然而对晚宋的认识，除了宁宗、理宗及史弥远有较多的研究与评价更为多元外，其他议题的研究进展仍有限。 我在进行前述系列研究的过程中，对南宋中晚期的历史，有新的认识。我在探讨家族与基层社会时，由于触及更多议题、阅读更多元的史料，观察到南宋中晚期特别是嘉定时期，虽然在政治的作为较为消极，军事战力较为弱势，但社会、文化、思想的活动则相当蓬勃。除了理学从禁锢到勃兴，有着多样发展外，印刷业繁盛、文化活动频繁，在科举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出现富盛家族的子弟，在追求科举功名之外，更对博物、医疗、养生、艺文与学术十分热衷，乃至改变对仕途及政治参与的态度。这些都是士人成为社会主流后的作为，其所显现的时代氛围与特质，与消沉而紧张的政治时局相比，有极大的落差现象。2011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文艺绍兴”的大型展览，从其中的书画文献，特别是南宋福建、浙江地区出土的精致墓葬器物，使我对南宋中晚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及文化艺术的昌盛，留下深刻的印象⑥。这些具体的现象，与个人以及绝大多数宋史研究者既有的认知，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种从文献与实物的具体观察，改变了我对宋中晚期既有的刻板印象，促使我重新思考对这一段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乃拟藉由“嘉定现象”这个议题，呼吁学界同道重新省视南宋中晚期研究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