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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嘉定现象”的概念及研究议题 我所称的“嘉定现象”，不是一个时间与问题明确、定义清楚的词汇，而是一个概念性的义涵。目的在透过对这一时期重大政经文化议题，作统整性的探讨，填补既有研究之不足，并从新的视角重新评价这一时期的学术意义，进而掌握由宋入元的政治变动，对江南士人及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影响。 所谓现象(phenomenon)一词较常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所用。意指在特定时空环境中，所能被人们感知、观察到独特、不寻常或值得注意的事件、情况或变化。这种感知观察，包含显性或隐性的事件发展过程及其影响。例如：某一显著的重大政治事件与军事冲突，不仅当时的人印象深刻，对后世的影响也大，因而被当代人明确地记载下来，并予以评论。如宁宗继统、庆元党禁、开禧北伐、宋金和战、理宗继位、济王案、宋联蒙灭金、端平更化、端平入洛等事件，不仅当时的人印象深刻，对尔后政局也有明显的影响。有一些事情则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渐引起重视并讨论，甚或发生影响性的效应。如史弥远任相二十六年，他所经历的时间相当长，其施政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应对，人们的评价也随时间而不同，其引发的政治效应及对尔后朝政的影响，则在更后的阶段形成，并据之评断其历史地位。又如理学家在南宋经历不同时期，参与不同政治运作，顺逆相伴，庆元党禁是最惨痛的境遇，经过嘉定与理宗初期的逐步变化后，到理宗亲政的端平元年(1234)，不仅理学成为政治的标帜，朱学独尊的地位告确定，人们对理学的尊崇，归之于理宗。这些事件都是经历一段时间的变化，才告明确，人们常以结果据之作为评价。但更多的事情或事件，是要经过一段更长时间的发展后，才逐步看到结果或影响，像众多社会文化风尚，要经历过一段较长的时间，经过比较、观察与省思，才有较明确的感知并得到整体性的印象与评价。这些变化，表面上与政治乃至经济环境转变的关系较不明显，以致研究者对其过程相对忽视。只是这些事务，若从单一角度或单一领域去观察，缺乏与大环境的变化作有效结合，或联系性不强，其成果不易吸引学史者的关注，很难具有整体性的脉络。因此，要从整体上观察或评价这个时期，需要兼顾隐性与显性，将寻常的或独特的现象，均纳入观察、探讨之中，才能形成综合性的看法。 基于此一认识，我拟透过以嘉定时期为基点，去重新理解或评价南宋中晚期的政治与文化变化的现象。嘉定这十七年虽是观察的核心，却不以此为时间断限，而是在不同的事务追溯其源流，可上溯到宁宗即位，下迄理宗亲政，前后大约四十年的时间，其影响则及于南宋晚期，讨论的空间虽然主要在经济文化重心的江南，但不以此为限。 由于关注的层面多元，涉及的问题兼顾上述显性与隐性的不同面相，同时对各个问题的观察，更重视其过程，而非仅由结果，作为评价是非功过的基础。为了对南宋中晚期有更完整的认识与厘清，我试着由个人关注所及之处，提出几个探讨的议题，抛砖引玉，供学界先进参考，敬请指教。 (一)史弥远的再评价。史弥远是此一时期内政外交与政局走向的重要主导者，其作为是学界了解及评价这个时期的重要基础，因此讨论此一时期无法避开史弥远。但诚如前节所言，从晚宋以来，对史弥远的评价一直都是负面居多。《宋史》代表官方对其定性与定位，不论是宁宗、理宗《本纪》或《史弥远传》，给人的印象是，他独相达二十六年，一生主要事迹就是诛杀韩侂冑、向金乞和、废杀济王、拥立理宗、垄断朝政、任用小人、贬逐君子等，为恶擅权，是导致宋朝覆亡的潜在主因之一。《宋史》的观点显然是以其在理宗继位后的作为为基础，此一看法影响超过七百五十年。近年来虽然出现肯定史弥远的著作，其中特别以发掘“历史真相研究”为名的专书⑦，实为为先人辩诬之作，则有矫枉过正，过度回护之嫌。其实评价史弥远最妥适的办法，是将他长期掌政所面对内外情势的变化、处置方式及当代人对其施政的意见，依不同时期的作为与评价结合观察，不宜将初期施政与晚年专政等同视之，并据之评断他一生的功过。个人建议将史弥远任相的二十六年间，以嘉定十一年与理宗继位为界，从三个时段，结合史籍与当时文人如黄干、真德秀、魏了翁、刘克庄等的文集资料，省视他的作为，当可以得到较清楚的认识；再以持平的态度就他死后政局的发展与时人对他的评价，作综合观察，相信对他的一生会有比较整体而客观的了解。 (二)理学发展的再认识。宋代理学是研究中国思想史与哲学史的重要议题，学界有丰硕的研究成果，这部分非本人专长，兹不具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学家除了论学之外也论政，甚至参政，与政局的走向关系密切。将南宋理学家由群体的角度，结合政治、社会与学术思想作综合探讨，田浩教授的《朱熹的思维世界》⑧是具有代表性的专著。余英时教授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对以朱熹为主的理学群体参与朝政有更深刻的讨论。其后理学卷入政争，引发庆元党禁而遭到严重的打击，这方面学界的论述也不少。但对史弥远执政的二十六年间，理学家与朝政关系的探讨相对不足，让人觉得似乎由于理学家的努力，到理宗亲政之后获得肯定，突然成为朝廷尊荣的对象，朱学获独尊的地位。其实庆元党禁之后，张、吕、朱、陆等大儒的门徒在学术与政治间的推动，固然对后来理学与朱学地位的奠定，有所影响，但史弥远的角色与第二代大儒参与朝政，乃至透过学校、科举、立祠、出版等方式，宣扬其观点，往基层扎根，扩大其影响及彼此的竞合，都有密切的关系，值得再深入探究。 (三)济王案与晚宋政局。济王案不仅是理宗一朝的重大政治事件，对晚宋政局的发展及政争的影响尤为深远。此一事件的背景，显然在嘉定时期，而史弥远、杨皇后与宁宗三人的角色及其同时朝臣、理学家之间有甚深的纠葛，也牵涉到理宗的个性、复杂多变的内政外交，及大臣态度。如果进一步比较南宋朝臣对孝宗的尊崇与对理宗批评的差异，可以看到朝臣对二位在太上皇与权臣阴影下继任的君王的不同态度，对了解南宋君臣关系是很有意义的。 (四)端平元年(1234)宋金蒙政局的掌握。公元1234年在中国乃至亚洲历史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对理宗一朝的朝政而言，史弥远在前一年去世，理宗亲政，任命他的老师郑清之继任宰相，倡言“更化”，象征摆脱权臣的羁绊，亲自执掌政权，施展自己的作为，标帜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树立这面旗帜的同时，抬出承继元祐的祖宗家法⑨，重振家业，接纳先前被史弥远贬斥在外的大批清议士大夫入朝，崇扬理学、独尊朱熹，影响此后理学发展。对外则联合蒙古灭了困守蔡州的世仇金朝，加上消灭据守两淮的山东忠义军李全的势力，颇有一洗国耻，肇造中兴的气势。因此朝廷中弥漫着如何结束史弥远所持守的主和论调，开创中兴之局，有热烈议论但意见不一，在理宗与郑清之的支持下，倡言恢复的主战派，发动收复三京的军事行动，不幸入洛之役溃败。此举不仅在不同边区出现边将各自与蒙古和战及对北来归正人剿抚并存的混乱现象，更引起朝臣对和战无止尽的争辩，乃至与济王案结合，引发无穷的政争，这种朝政乱象都显示史弥远虽死，影响仍在。对外政策则因入洛之役，使宋蒙关系由和转战，从此宋廷一直处于强敌的压力之下，濒临战端。幸好这一年蒙古将其注意力转向中亚，发动西征，使蒙古的疆域扩及中亚，一时纾解南宋所直接面对的压力。可以说1234年这一年，与宋朝国运、宋金蒙三国关系政权嬗递乃至中国历史的发展，都有密切关系，值得将它放在更大的历史脉络中去观察与诠释的。 (五)印刷与学术活动。宋代是中国文化活动最盛的黄金时期之一，是学界共识，但似乎未能关注于南宋中晚期的发展。其实这一段时期的学术与文化活动，较乎前后期更为活跃。南宋渡过风雨飘摇之后，逐渐在江南稳定政局，在干戈少而承平多的时代氛围下，江南经济有长足发展，科举考试更吸引着众多以儒为业有志功名的士人，各类教育机构普及，加上理学家宣扬其理念，促使原已发达的雕版印刷大为兴盛，闽浙蜀三地是印刷的重心，编纂地方志、类书、刊印前代与今人的各类文体作品，科举与学校用书，以及宗教、博物、数术、医疗书籍流行，更有士人家族为彰显先人的学术见解与文学造诣，及一般士人作为行谒名臣大儒，以求获取赏识或荐举，所备的各种文集，在社会各阶层流行，使得刊刻出版各类典籍图书，成为最能彰显宋代士人文化活动的表征。现存宁宗以后地方官府、学校乃至个人刊刻的书籍之精美多样，足以说明此时文化活动的蓬勃发展，而刊刻精良的文集刻本，尤在士大夫之间蔚为风尚，如在临安睦亲坊开书肆的陈起与基层士人多有深交，将出版与文化活动结合，让书籍出版成为一种产业，其所编的《江湖集·后集》可为代表。而陆游、周必大、杨万里、楼钥、刘克庄等家人，为其刊印的家集之精良，足与官刊书籍比美⑩。此一印刷业的发达分而观之，固能显示闽、浙、蜀地区的发展各具特色，结合而看，更能突显此一时期的学术文化兴盛的整体面貌。 (六)江南社会经济力的再评价。南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完成南迁的时代，繁荣的江南不仅支撑长达153年的赵宋政权，而且创造出具有特色的江南社会文化。不过，宋史的学者讨论南宋史时，特别强调从北宋到南宋财政集于中央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在这个集财中央的政策下，朝廷不仅藉茶盐酒等专卖，垄断经济资源，且不断透过各种施政扩大税基，加强征集地方资源，强化财政的中央化，到南宋时，国土缩减，国防军备的开销却大增，财政中央化的现象更为明显，如此一来，使地方财政恶化，人民税赋重于前代，地方建设难以开展。从宋人留下的各项史料以及今人的研究成果，都反映这一事实(11)。若前述有关南宋江南经济发达，贸易昌盛的所有成果都归于中央，关于民间与地方政府长期处于窘迫的境地，地方凋敝、人民贫困的记载层出不穷，自然让人觉得南宋是地方财政十分窘迫，无力推动建设的时代。不过，从实际的建设层面去看，南宋中、晚期的地方学校(州县学)书院、乡贤祠、造桥铺路、救灾施赈、义庄、义田、各级官衙的兴建、各级政府与人民刊刻精美书籍、州县城郭、边防与水利设施等硬件建设，次数之多，规模之大，远高于北宋及南宋前朝。各类文化与宗教活动，如乡饮酒礼、祭祀活动也频繁举办。这些建设与活动，都需要庞大的经费与人力支持，且是官民合作推动的结果。那么如何解释这种财政中央化与建设蓬勃的基层社会力之间的矛盾现象，实在需要重新评价南宋财政集中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力如何支撑这么一个帝国的庞大开销与地方建设。学界对这些现象，应再深入史料，仔细探讨，作出更合理的解释。 (七)对江南与边区的再认识。人们熟知的中国历史，其实是由部分重大事件、政治人物、中央政府及若干优势地区所拼凑出来的图像，就像瞎子摸象所得到的印象一样，并不是一个前后相贯而且完整的面貌。所以如此，一方面与存留的资料有关。资料丰富且完整的议题，较易讨论。一方面与事务所显现的重要性有关，被关注或变化显著的事务，留下的记录比较丰富完整，观察、讨论较易。南宋的江南特别是江浙闽等地，是政治与文化蓬勃发展的中心区，经济繁荣，社会文化活动频繁，更是支撑军政的核心地区，地理位置重要之外，也留下丰富多元的资料，是学界讨论的重点所在，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如此一来，让人觉得南宋历史似乎是一部以江南为中心的发展史。其实从南宋立国形势看来，要生存发展固然靠江南财富支持，但武备与国防的基地则在江北的边区。刘子健教授所称“前卫”、“联卫”、“边卫”，即两淮、荆湖、四川等地，宋廷在此区城都驻有重兵防守，并组织民兵、强化城防与山水寨等守备，是南宋立国的重要命脉(12)。这些地区，不论人口组成、社会经济情况及文化活动，与江南都有极大差异，但以往对这些边区的研究多侧重区域地理与经济的面相(13)，对中央与地方的实际讨论不多。同时，从南宋初至开禧北伐前，宋朝虽在本区长期驻兵，但仅偶有战争，规模也不大，更多的是和平时期防御性的警备。到开禧北伐以后，宋与金蒙相继在边区爆发战事，战火的规模较大，烽火漫延的时间也较长，和战政策更迭，边区受到的改变与影响甚于往昔。同时，受战火及政权转移的影响，人民移动所引起的社会经济问题越趋复杂。目前学界除对四川的情况有较多的讨论外，对两淮荆湖地区的关注则相对不足。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战火漫延的大环境中，中央对江北及江南的关系有何差异，其影响为何？都需要作深入的探讨。总之，在开展南宋中晚期历史发展的研究中，将江北边区纳入研究范畴，当更有助于掌握南宋历史的全貌。 (八)士人类型与文化活动的探讨。宋代印刷发达，朝廷标榜文治，推动教育，透过科举大量拔擢士人任官，吸引大批为改善个人命运与家族发展的士人投入举业，士人增加迅速，由科举而任官的士人形成庞大的队伍，士人成为政治社会的主流，其组成社群，主导、参与的学术文化艺术活动多样而丰富，造成宋代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吸引众多研究者的目光，成果相当丰硕。文学、艺术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值得注意。 史学界研究士人的成果仍属偏颇。就士人的研究而言，史学界讨论的重点仍是高官名士、名门望族的文化修为与成就，或家学与师学的传承，及人际网络与仕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透过名门望族对文化的倡导与执行，构成宋代文化的全貌。当然这些名人或望族，是南宋政治文化活动的主体，其成果也是南宋重要文化表征，我对四明及江西若干著名家族的研究，就是明显的例证(14)。但将这些个人与家族的成长过程与南宋政局的发展，放在更长的时空脉络中观察，可以看到这些家族地位是渐进累积，逐步提升的。这些家族经由教育培育子弟中举入仕，取得官位，再透过教育、经济、婚姻等手段，厚植家族发展实力，其过程与宋廷渡过风雨飘摇，到与金议和后在江南稳定是一致的。政局稳定后，朝廷推动文治，承北宋文化发展脉络，兴复典制，开启学术文化艺术的发展，此时已富名望的个人或家族，除开拓人脉、厚植政治资源外，在乡里则藉由参与诗社、公益活动及诗文艺术，作为建立人际网络与家族传承的媒介。家族子弟受其熏陶，培养兴趣，除了致力举业之外，也具备文艺素养，任官之后，以此能力与政治地位相当、经济优势及有相同嗜好与能力的士人官员，一齐致力朝政，并推动诗社、乡饮酒礼、社仓、义学、义田等社会文化活动，同时关注博物文物的搜集与赏析，属于较为雅致的文艺活动。这正是长年经历和平稳定，在社会经济发达的环境下，士人家族经由几代的努力才缔造的成果，到南宋中晚期终能具体展现出来。这些由名门望族所缔造的文化业绩，是学界目前关注的焦点。 南宋中晚期还可以看到更多在场屋与仕途中浮沉、翻滚的士人。这些基层官僚及不仕的士人，是宋代社会上的多数，且是基层社会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但由于记载不足、资料分散，难以建构完整的图像，使得这些士人的活动样貌及影响，长期为学界所忽视。近年来学界扩大研究士人活动层面，关注数术、民间宗教与基层社会人物，如书铺、讼棍、牙人、僧侣、胥吏、乡先生及巫医等人的活动，对这些不第士人的谋生样态与处境，有更多了解，显示读书队伍扩大，科举越趋激烈后，不第士人为谋生计，需寻求各种可以安身立命的职业，为寄生之处，使职业日趋多元。对于多数活动在社会底层的士人的了解，有助于认识宋代整体士人与社会样貌(15)。 不过，学界对众多在宦海浮沈的士人官僚的探讨则仍待加强。宋代低阶官员出身于小康家族，其父母为提升家族地位，安排子弟接受教育，期望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宦。经一、二代的努力，其中子弟资质佳者，中举入仕，对父母乃至家族都是极大的鼓舞。入仕之后，在职场上需要兢兢业业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期获得上级长官的赏识，荐举晋升。在宋代荐举制度下，一个初任官职的士人，需要经历一段时期的职能表现，通过考课，并有长官的举荐，才能摆脱基层官员、选人的身分，成为京官，这是士人仕宦生涯中最关键的关卡之一(16)。自北宋中期以来，宋廷大力透过科举拔擢人才，使中举入仕者骤增，造成官员多职阙少的现象，到南宋中期以后，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因此荐举成为继科举之后，士人仕途荣枯的关键因素，其竞争之激烈不逊于科举考试。 宋朝荐举制度的设计，固然着眼于拔擢才干之士，实际上却是对名门望族的子弟晋升的有利阶梯。即使如此，居高官者仍得费力经营人际关系，百般祈求荐书，以利子弟、亲友晋升(17)。荐举与科举的最大差异在于，科举较多的是显现个人的才智，荐举则除了个人才能之外，更需要靠长官赏识与提拔，因此经营人际关系较之靠一己之力更为实际与重要。从现存宋人文集中大量出现“启”的书体可以得知。对初入仕而无先人庇荫的寒门士人而言，为谋仕进，尤需广布人脉，因此多跻身权贵之门，或谋任幕职，期能获得长官的青睐，求得荐书摆脱海选，晋身京官。南宋中晚期出现大量奔走于高官的门庭，以诗文行谒公卿，求得荐书或获得提拔的士人，这是员多阙少，官员流动性强，荐举文化盛行所衍生出来的群体。从永嘉四灵至江湖诗派的内容与人群结构，都反映这类士人的处境与生存样貌(18)。这些人以诗文，作为参与文化活动也与经营人际网络的媒介，与累世富盛的士人家族以“道”“艺”相交的方式与品味，有很大的差异。这些人是南宋中晚期社会文化活动的主力之一，目前以文学史的学者探讨较深，史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则亟待开展。 从宋代士人的类型及其活动，反映不同的生活与生命追求的样态。庞大士人队伍经由科举道路，投入不同的政治社会场域，促发多元的文化活动与发展。通过科举入仕的士人，为求晋升，除努力政务外，更需为经营人际关系而奔走劳碌，在宦海中浮沉，而众多不第的儒士，为求安身立命，浪迹天涯，以谋生计。这二种人居社会上的多数，他们追求个人生命价值与谋求发展的方式，与累富世盛名门大族的子弟形成明显的对比，却同时存在，构成南宋中晚期江南社会文化活动丰富多样而雅俗并呈的图像。我们需要将不同类型士人及其活动，同时纳入研究的范畴，才能了解南宋社会发展的完整面貌。而且透过科举与荐举对仕途影响的比较，才能更清楚地厘清宋代社会流动的实况及南北宋差异之所在，也有助于重新检讨韩明士(Robert Hymes)教授论著的观点(19)。 以上八个议题，是个人综合南宋中晚期历史发展，所提出的观察重点。这样的观察，不免有主观与视野的局限，一定有很多不足或偏颇之处。我是希望藉此呼吁宋史学界加强对南宋中晚期的研究，使学史者对宋史的了解能前后相贯，而非重前轻后，同时，研究的层面也能在既有议题的基础上有所扩大，而非固守陈规；更希望从更宽广而且客观的角度去探讨这一个时期的各个面向，不是只从衰亡负面的眼光，主观评述与论断这段近四十年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