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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二十年前我曾撰文呼吁宋史学界重视南宋史研究。当时提出和战、经济重心南移与人物研究三个已有研究但尚待扩展充实内容的议题，以及皇位继承与君臣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士人角色转变三个仍待深入探讨的议题，来扩展南宋史研究的内涵(20)。二十年来，学界对经济重心、人物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士人角色的转变等议题，透过不同侧面进行研究，成果不错。不过对南宋中晚期的研究，尚属浅尝阶段，仍有很大开展空间。 何以南宋中晚期的历史，较难吸引学者目光。依个人粗浅的了解，可能与三方面有关，一是如同前言所述，学史者仍囿于传统习史的观点，认为研究一个朝代，对朝代初创时的关键政治因素与制度建置，进行探讨，即能掌握这个朝代发展的重要脉络，是首要工作，其他无足论，因此对晚期乃至政权鼎革较少关注；二是半壁江山的南宋是中国史上最卑弱的朝代，其政治作为虽承继北宋，但除学术思想、文学艺术有所发展外，整个朝代却更消极；外有强敌，内有权臣，不事振作。况且对肇造亡国祸端的晚期政局，只能以腐败无能观之，实无足深论。以上二种观点，或囿于传统以成败论史，或与民族意识有关，均属政治史角度的观察。 第三方面则是资料的零散且未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料有利于研究领域的开展。在学界的努力下，历史研究由于新资料的发掘与新理论、观点的运用，不断开发新议题，发展新领域，昔日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已由小邦蔚成大国，而这些领域的开拓实与资料的运用有关。宋朝是中国印刷术发达的时代，留下相当丰富多样的文献典籍，而官方编纂整理的史料得以留传下来，尤为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其中几部内容详实、资料丰富的典籍，更是了解宋代变化的重要凭据，像李焘编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凡520卷，是掌握北宋哲宗以前史事的重要资料；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凡200卷，是了解宋高宗一朝的重要史籍；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是观察两宋之际宋与辽金关系及宋国祚变化的重要资料，这三部典籍都是孝宗以前的编年体史料。清人徐松编辑的《宋会要》则是保留大量且多样嘉定十七年以前的官方资料，以时系事，分类著录，虽不完整，却是掌握宋代史事的重要文书。这些书多成之于《宋史》之前，内容更为完备丰富，是长期以来宋史学界研究的重要典籍。此外，宋朝亦留下大量的文集、编年史类书、地方志、笔记小说、金石、墓志及出土文物乃至佛道等资料，都是探索不同议题的重要资源。由于有这么多丰富的资料，使宋史研究的内涵不断扩大，也使宋史的研究兴起虽晚，却因能引发认识中国社会与文化重大变化与转折的关键，掀起国际汉学界研究与讨论的热潮。 南宋中、晚期历史研究的转弱，则与资料的性质及其运用的关系更为密切。就文献的总量观之，南宋的资料多于北宋，内容更为多样性，但这些史料中，编年史籍如《要录》与《会编》记事止于高宗一朝，《宋史全文》则均失之简略，《宋会要》对理宗以后，更佚失无存。要对南宋中、晚期历史进行研究，多须依赖地方志、文集与笔记小说等史料，但这些典籍记载的内容，不是失之过偏(一地)，就是分散零乱，难以汇整。《文集》尤以个人为主，从其本人的角度，记录他一生学术仕历、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的片断事迹，失之零碎，其中与人交流或论事，所涉的时间与人物，尤多隐晦，不易探究。而且大量的个人文集触及不同问题，观点各异，立场不免偏颇或互有出入，难以很快汇整出较全面性的观察，因此除了对较集中性的议题有所讨论外，成果较少。理宗以后既缺乏可资印证的史籍，论述更难周全，这都说明资料的性质影响研究议题的开展。 更确切地说，对宋人文集的不够重视及疏于细探，是南宋史特别是中晚期历史难以开展的重要因素。文集既然是观察南宋史特别是晚期历史的关键资料，虽然零散，研究者仍须直接面对，并有效运用。余英时教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无疑是利用文集探讨南宋中期政治文化史最好的例子。余教授经过多年熟读文集，扒搜整理，对朱熹及其同道在孝宗、光宗二朝参政议政及朝政变动，作出深刻的析论，其中许多精辟的见解，都是细究当时几位名儒的文集所提出的。可以说这本书中最具创见的观点几乎全赖文集。这一例子传达一个重要讯息，就是深透个人文集可以挖掘更多历史真相。朱熹所处的时代，是在其他史料较多的南宋中期，若欲探究中晚期历史，文集的重要性更为明显。 深读史料是深化研究的重要基础。前辈学者研究宋史，习惯于从深读重要史料入手，既赖以全盘掌握重大政局变化，也可以从中找到重要议题，将之与历史变化结合，提出具创见的论点。研究北宋历史者通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宋初期则深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是奠定研究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是学界训练学生的重要法门。陶晋生教授与王民信教授早年细读《续资治通鉴长编》，从中搜集整理宋辽关系史料，不仅编辑出版《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辽关系史料辑录》三册(21)，陶教授更利用这些资料写出了富新见的《宋辽关系史研究》一书，就是很好的例子(22)。不过，这种透过深读史料作为深化研究的风气已在学界逐渐消退，尤其随着社会科学理论深刻影响历史研究之后，研究者先有问题或想法，接着谋求尽速寻找史料来印证观点，急于求成，因此翻阅、泛读的风气大兴。既有的深读、细读史料的训练被忽视之后，大量具新义的论文如潮涌般出现，但与历史环境的距离越远。特别是大量汉文资料库的内容成为研究的利器之后，研究者习于以关键词透过检索的方式来搜集资料，加以串连，以之与理论相结合，得以快速地制造出颇为新奇或具新见的论文，但这些以工程的模式建置的资料库，由于急于求成，校对不精，版本非善，已使质量参差不齐，若仅将个别词汇串联成论文，不仅跳脱与当时文义的关系，易造成误读误解的现象，甚或超脱时空背景，将事件孤立化与扁平化，论点固然创新，但是否深刻，实待检验。这种研究若有丰富内容的史书相印证，尚可避免疏误。像南宋中晚期可以考稽的编年文献零散，若不透过论证与细读，更可能形成空疏之论，影响论文的质量。因此，研究这段历史时，借助于资料库之外，回归传统训练，善用并深读文集资料，无疑是强化论文质量的重要法门。 文集需要深读。宋人文集常视当事人的不同专长与仕历而有不同的内容，门类多元复杂，内容差异极大，都在突显个人的个性与角色。文集的门类相当广泛，包括诗、词、赋、论、记、启、序、铭、赞、偈颂、书简、奏札、表笺、奏议、进故事、内外制、题跋、杂著、策问、墓志铭(圹记)、神道碑、行状、塔铭、疏文、祭文、青词、致语、乐语、祝文、挽词、日记(日录)、上梁文、婚启等，包罗众多的体裁与内容，都是显露作者的专长、个性与仕历；从其内容可以看到作者参与的事务、人际关系及其影响，是了解个人与时局关系的重要资料。当然，个人文集亦有其局限性，如由个人出发，突显个人的重要性，对人对事未必全面，或带有主观及隐讳的成分，同时涉及的事件、制度、时间及对象，多所疏漏或语焉不详，影响对事与人的全面了解；加以留下的记录并不完整，想透过个人资料的汇整，去了解事情的全貌，并不容易。但当丰富而完整的史料不存，透过对不同人的资料逐一稽考，对全貌的厘清或认识有所帮助。经由仔细研读文集的全部内容，既可以掌握作者多方的学术、才情以及个人的人际关系与职涯变化，更可以去认识他所处的社会与政经环境及他所扮演的角色，远比先有题目再翻书泛读找史料，及透过资料库检索若干关键词汇，所得的结果更能贴近这个人与时代关系。由于文集是研究南宋中晚期历史必须倚重的主要资料，需要由细读重要士人文集的全部内容入手，以利掌握这个人的一生，以及他所处的环境，再从中寻找其他作者共同反映或关切的议题，作为探讨的主题，进行研究。这样的作法，虽然因资料繁琐，考订研读费时，成效较缓，但实际透析人与时事，且不背离时代环境，议论与见解较为深刻。此外，要讨论南宋中、晚期的议题，除了透过当代名儒高官的文集来掌握议题之外，入元以后若干江南名士如陈著、袁桷、戴表元、苏天爵等人的文集，也是认识宋元转变的重要文献。这些人亲身经历宋蒙政权嬗变，在易代之后，面对新旧局势的种种转变，印象深刻，感触最深，透过他们的回顾与比较观察，对晚宋政治，特别是学术、文学、艺术及士人际遇与风气的变化，感受最为深刻，很能反映晚宋的特色。他们的观察与记载，值得与晚宋人的文集相互对比，同样予以重视。 组成文集研读班，是累积学术成果的重要方式。为避免各自研读不同文集耗时又不易集中议题，影响研究效率，若以议题为主，组成不同研读小组，可以加速学术的累积。由每位参与者选择一种重要文集，熟读其全部内容，掌握多样的史料价值。其他人共同参与研读，透过讨论，除了解重要内容，认识时代环境外，每人均贡献意见且可在研读中搜集拟研究议题的资料，以之撰写论文，相信能结合史料与观点，提出兼具深度与创见的意见。小组成员长期研读文集，不仅对不同文集的性质与人物关系，有更广泛的了解，经由议题的讨论与史料分析，可以更全面的理解时代变动的脉络与特色，逐渐将研究主题由点而线，甚至累积成面的成果。也就是透过共同研读的方式进行研究，既有个人创见，也易形成研究团队，可以改变往昔突显个人见解，孤军奋战，难以形成局部优势的困境。 藉阅读形成团队的同时，更可以结合不同领域的学者，进行跨领域研究。历史学是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具备更广宽的视角与多学科的能力，对历史现象的评析更为周全，解释性更强，因此学史者除了多学习不同学科的观点与理论之外，若能藉由不同领域的人，共同阅读重要的史料，相互讨论学习，从不同侧面解析史料的不同样态及其价值，可以导正以往为突显各专业特性，将历史分割成政治、经济、社会不同角度的偏颇观察，让历史呈现更完整的面貌。传统人文学研究强调文史不分家，就是要消除学科隔阂的樊篱。因此若在进行团队研读史料时，邀请不同领域的学者一齐参与讨论，行之既久，当能开扩每个参与者的学术视野，开展跨领域的整合研究，让历史学更能彰显综合性的学科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