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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传承、创新与史学 如果说人类的历史进程是传承与创新的统一的运动过程，那么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一部分的学术的发展进程同样如此。一切有存在价值的学术都必须在传承之流中不断地创新，也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使这门学术的传承得以延续。史学作为人类的各种学术中的一种，当然也不能例外。不仅不能例外，史学还有其自身的特点。现在论列如下： 第一，史学的学科特点，即在于既以传承之物、又以(甚至尤以)传承之流为研究对象，也就是说，既包括微观传统的研究，又包括宏观通史的研究。人类所研究的各种学术虽然都有其发展的历史(即传承与创新统一运动的过程)，但是并非一切学术皆以其发展过程为研究之对象。例如，数学、物理学等等，皆有其自身发展传承的历史，除了数学史、物理学史等科学史外，这些学科本身则并不直接研究其发展传承的过程。它们研究的是学科本身的问题，尤其是学科的前沿问题。尽管前沿问题是历史传承的产物，数学家、物理学家们可以不管先前的学术史，而集中精力考察问题最近的进展，重在解决前沿问题本身。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有其自身的学术史(即史学史)，而且它自身即以历史的传承本身为研究之对象。历史学者即使不以史学史为其研究的专门方向，他所研究的仍然是各种通史、断代史、地区国别史、专门史等等。因此，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几十年前的书往往被认为过时而不值一读，在某些技术飞快发展的领域，甚至三年前的书都已经陈旧而不值一读。可是，对于历史学者来说，不仅三年前的书要读，三十年、三百年甚至三千年前的书(如《资治通鉴》、《史记》、《尚书》等等)都不能不读。从事史学研究的人也必须走上学术前沿，解决前沿问题；不过，如果连三年前的书都不读，那么就不是研究史学，而是断送史学生命的本身。 史学既以传承为研究对象，同时又不能不有所创新。现在就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史学创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问题。 首先谈史学创新的必要性的问题。在讨论史学创新的必要性之前，有必要先简单地谈一下史学的必要性问题。因为，如果史学存在的皮之不存，那么史学创新存在之毛又将焉附？人们知道史学的研究对象虽在过去，但其学术的生命却与其他所有学科一样在于当今。如果史学仅仅是一些陈年旧账，完全无益于当代，那么它本身就不可能在历史中产生，即使偶尔产生了，那也不可能在历史中延续以至今日。实际上史学是与历史同在的。而史学之所以能够如此，又恰好是因为人类的历史(作为未被遗忘但已过去的存在)是与史学同在的。历史对于人类的最大作用，在于让我们能够从百代之流，认清当今之变。跟前面临的问题属于当今之变，但是眼前问题的产生根源却不在当今，而在于过去，在于百代之流。不了解问题产生的根源，绝对没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所以，要应对当今之变，必须探讨过去的百代之流。而要探讨百代之流，那就必须有史学和史学著作。因为，如果没有史学或史学著作，人们面临当今之变时所能知道的只是最近的过去，或者说只能知道事变的直接的近因，而无从对于当前事变的渊源具有深远的真知灼见。只有史学或史学著作的存在，才能实现历史作为有生命物的存在。 历史作为有生命物的存在有赖于史学的存在，而史学作为有生命物的存在则有赖于其自身的不断创新。史学家要研究的是传承之流，而面对的却是史学的传承之物，即前人已经做出的史学著作。前人的确已经留下了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就其保存了历史资料的一面来说，对于今人永远是宝贵的；但就其对史事所作的解释来说，在今人看来则确实过时了。前人有其自己的认识水平，也有其自己的时代需要；我们不会满足于前人的认识水平，更不会以前人的需要作为自己的需要。例如，中国的廿四史里有许多“五行志”、“祥瑞志”之类的篇章，其中记载了许多奇特的自然现象，前人用来解释历史的变迁与人事的休咎。前人的这类解释在当今已经完全过时，我们必须予以摒弃，而且就他们所记的资料重新加以分析与检验，从中洗练出若干关于地震、太阳黑子活动等方面的宝贵资料，从而为当今的建设服务。前人的史学著作，即使是最上乘的(即使像《史记》这样的书)，也是绝对满足不了今人的需要的。所以，史学的创新既永远是一切时期当代人的需要，又是史学本身传承延续的需要。 史学的创新同时又是可能的。从前以为古人对于更古的事所知必然比后人要多，现在看来情况并非绝对如此。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今人已经凭借科学手段获悉了许多为前人所不知的历史材料和证据；例如，各种科学手段帮助今人得以测定古人无法测定的历史年代等。由于学术本身的发展，今人也认识了许多前人所不知的事情；例如，已被遗忘的古文字的释读成功，使今人对于古代近东历史有了比两千多年前的希罗多德《历史》所记远为丰富而又翔实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对于历史的认识随着传承的延续而不断发展。每一时代的人对于历史的认识，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譬如，周代的人只能知道封邦建国的三代式的历史嬗迭的模式，不可避免地会以这种模式说明历史发展趋势；又如，近代以前的中国人知道王朝的更迭，也就很难避免王朝更迭的历史思维模式。历史的每进一步，就为人类的历史认识开辟了一块新天地；认识的天地变化了、开阔了，就产生了史学创新的实在的可能性。 史学研究既离不开创新，又不能背离传承，这样就形成了其内在的张力。如果具体地说，这种张力可以说是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谈研究目的方面。我们研究史学，虽然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历史或传承，但是研究的目的却决非为了服务古人(古人已经过去，不可能也无必要成为服务的对象)，而是为了服务于今人。历史传承之流总是会为每一个时代的今人准备好活动的舞台和道具，可是这种传承之流本身不可能自动地成为一个时代今人的活动的导演。承当这种导演作用的是基于传承而面向创新的一个时代的史学。这样的史学，既要为当代需要服务，以求达到求善的目的；又要有不因当代的需要而曲解过去历史，以求不失求真的标准。求善不能超越求真所能允许的极限，否则就会失去学科存在的可能性；求真不能超越求善所必有的范围，否则就会失去学科存在的必要性。 当然，这是就事情的客观必然性来说的。如果作为史学家的自律，那就是必须认识到，为了求善需要首先确立求真的基础，而为了求真就必须以求善为前提。因为，求善而以不真为基础，则所得为伪善；而求真以不善为前提，则所得为真恶。伪善与真恶，都不能是史学家追求的研究目的。其次，谈研究内容方面。史学研究的内容有其传承的一定范围或限度，可是随着时代的进展，人们的生活所需与注意所及的范围或限度都在拓展，这都有待于创新的开拓。例如，早先中外历史著作都大量记载了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资料，叙述许多帝王将相的事迹，而于社会经济、人民生活等方面则着墨甚少；这是当时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所致。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而有社会史、文化史等等新的专门史的应运而生。这些新的史著不能不自传承的史著中取材，也不能不从中了解总体历史背景，可是又不能不从其他文化资源汲取资料，更不能不从其他有关学科汲取或借鉴研究途径，从而既拓展研究之范围，又推进研究之深度。最后，谈研究方法方面。这里不拟谈各种具体的方法问题，而只从深于传承和勇于创新之间的关系作一些讨论。有一种意见以为，要创新，就必须甩掉传承的包袱，“把线装书扔进茅厕里去”，可能是其中最具有象征性的激烈口号(20)。其实，创新只能是传承之流中的创新，斩断传承之流，创新就既失去根据，又失去意义；何况某些最激进的与传承决裂的做法，不管其动机为善或为恶，其实际都是某些旧的传承之物的变形再现。对于一般的史学研究者来说，抛弃传承的功力的结果，只能是空论连篇，不着实地。在当前，这是一种很值得使人警醒的情况。另一种意见则以为，史学研究言必有据，“史料即史学”，可能是其最极端的口号。只有传承的功力，而无创新的愿望或能力，那就会使史学研究者逐渐萎缩成史料保存者，史学本身的传承之流，最终也将如同沙漠里的河流，由萎缩而逐渐枯竭。美国的科学史家兼科学哲学家库恩(T. Kuhn)认为，最有成就的科学家往往是既最深于传承又最勇于创新的人(21)。如果说自然科学家尚须自觉发挥向传承与创新两个方面的努力，那么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就更加应该如此了。 最后，我们还必须自觉地认识到，真正的史学创新必有其历史性。此处之历史性包含正负两重意义：首先，真正的史学创新，必须有其历史的意义或地位，即突破前人所达到的极限，回答了前人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问题，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承先以启后，这可以说是第一种贡献；再则，真正的史学创新，又不可避免的有其自身历史的局限性，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出但未解决若干艰难而有价值的问题，甚至犯了深刻而具有重大学术启发性的错误，以供后人批判或否定，并从而在此基础上作出更进一步的突破和创新，这也可以说是第二种贡献。这也就是说，真正的史学创新要具有也会具有第一种贡献，同时也要有并且会有第二种贡献。那么，怎样才能判断史学的真正创新呢？这就要把待检验的研究成果放在历史的传承之流中来考察，只有以传承之流为标尺才能判断史学创新之真伪。凡是虚伪的“史学创新”，都不会也不可能具有历史性，它不可能真正回答前人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问题，不会有新的突破，而只能是某些新的花样，所以谈不到第一种贡献，同时它也不会也不可能为后人留下任何真有价值的问题可供进一步的探讨，所以又谈不到第二种贡献。它在学术传承之流中没有生根，或者说它根本没有人流，所以它不能构成为流，而只能是一种历史的泡沫。对于真正有志于史学创新的学者来说，库恩所说的那种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张力看来是十分必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