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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神伟力岂可小视 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主流精神并非大多数人所奉行的精神，而是大多数人所认同的精神。而时代精神则顺应历史潮流，体现时代趋向，并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宋代士大夫的主流精神是什么？有学者回答道：先忧后乐，有志天下。(11)“粪土论”者的答案则是：读书做官，卑鄙龌龊，颇为糟糕。其实，宋代读书人的学习目的是多元的，其中较为常见的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是为谋生而读书。蔡戡指出：“士之仕也，所以为贫。”其目的在于“事父母，育妻子”，(12)即养家糊口。某些上层士大夫自以为高雅，将这些为仰俯计，为生计谋的读书应举者作为嘲笑对象，轻鄙地称之为“岁糜廪禄”的“米虫”(13)即饭桶，显然很不公道。连朱熹也认为：“今之士大夫应举干禄，以为仰事俯育之计，亦不能免。”(14)生存是人的第一基本需求。为谋生而读书，固然算不上高尚，也不能斥之为糟糕，无非是平常人要活下去的起码生存欲望而已。但因科举录取率极低，读书人大多名落孙山，落得个“满头霜雪，满面尘埃”，“别无收拾，只有清贫”，空自叹息：“功名富贵真难致”。(15)正如陆游所说：“士之埋没无闻者何可胜计！”(16)在民间教书办学是广大失意读书人的主要出路之一，他们被称为“乡先生”。(17)乡先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但他们在社会底层推广教育，普及文化，功不可没。“粪土论”者将这些下层士大夫从总体上一律予以否定，只怕有欠斟酌。 二是为做官而读书。杨时说：“彼读书者，应举得官而止耳。”(18)罗大经说：“今世儒生，竭半生之精力，以应举觅官。幸而得之，便指为富贵安逸之媒。”(19)如“家甚微”的张绎“出闻邑官传呼声，心慕之。问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读书所致尔。’即发愤力学，遂以文名。”(20)可见，读书做官确实是当时读书人相当普遍的追求。《孟子·滕文公下》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为做官而读书并不一概可耻。欧阳修在《读书》一诗中就坦言，自己青少年时代曾为做官而读书，并获得成功：“中间尝忝窃，内外职文翰。官荣日清近，廪给亦丰羡。”(21)欧阳修显然并非龌龊之徒。卑鄙的只是那些将“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22)奉为信条的贪官。他们“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23)有人认为“科举害人”，朱熹并不完全赞同。他一方面说：“科举累人不浅。”(24)另一方面又说：科举“也废他不得”。(25)科举制度虽然具有实质性的缺陷，但在当时起到了推动文化发展，促进社会流动等积极作用，理当受到历史的肯定。须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是抽象的、教条的、超时空的。 三是为救世而读书。宋人许翰说：“士之仕也，高则欲行其道。”(26)这些高尚之士“忧国忘家，每言及国事，辄感愤慷慨。”(27)这一类型的代表人物首推范仲淹。据南宋僧人居简记述，范仲淹读书求学时的志向是：“达则为贤相，穷则为良医。”(28)此语又作：“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意思是：“仕而不至于相，则其泽之所及，顾不若医之博耳”。(29)史称：范仲淹“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入仕为官后，“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其所有为，必尽其方。”(30)范仲淹说：“不能利泽生民，非士大夫之志。”(31)其境界无比高尚。 范仲淹先忧后乐、有志天下的精神确实并非当时大多数士大夫所能践行。正如宋人梅让所说：“士之仕也，进而取荣禄易，欲行其志而无愧于心者难！”(32)苏轼曾感叹：“呜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33)任何时代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行者总是极少数，不应因范仲淹精神是所谓极少数人的精神而加以忽视，其精神伟力不可低估。 第一，范仲淹精神为当时的士大夫所普遍认同和称道。史载：范仲淹生前，“天下想闻其风采，士大夫以不获登其门为耻。”(34)死后，士大夫更是赞不绝口。黄庭坚云：“范文正公在当时诸公间，第一品人。”(35)吕中曰：“先儒论本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36)范仲淹是王十朋崇拜的楷模、效法的榜样，他不断歌咏道：“堂堂范公，人中之龙。正色立朝，奸邪不容。”“平生敬慕范文正，遗像向来祠楚东。”“先忧后乐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轲。”“私心窃慕范文正，后天下乐先其忧。”(37)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或许正是依据这些，李华瑞将先忧后乐，有志天下称为“当时士大夫们的共同理想”。(38) 第二，范仲淹精神对当时社会产生重大作用。庆历以前，士风不振，主政大臣往往“主安静之说而弊事不革”。(39)范仲淹一反先前士大夫“厚重沉默”的作风。在他的力行和倡导下，风气为之一变。朱熹说：“范文正方厉廉耻，振作士气。”又说：“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40)范仲淹将其先忧后乐、有志天下的理念变为行动，推行庆历新政。后来实际影响更大的王安石变法在很大程度便是庆历新政的继续。连对王安石变法颇有讥评的吕中也说：“荆公以天下自任之志，不减于范文正。”(41)在某些宋人看来，“王荆公之变法即范文正公之遗意。”(42)范仲淹、王安石不愧为宋代士大夫这一新兴阶层的杰出代表。 第三，范仲淹精神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北宋人李孝彦当时就断言：范仲淹之高风亮节将“为天下后世之仰服”。不出所料，此后不少士大夫将范仲淹称颂为“千载一人”、“百世之师”、“殊绝人物”。明人陈凤梧诗云：“青天白日仰希文，自是先朝第一人。”(43)范仲淹“愿为良医”之志在宋代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元代以后影响越来越大。元人姚燧说：“范文正公之言曰：‘得志愿为贤宰相，不得志愿为良医。’其真知言哉！”(44)元人魏初《题阴德记后》诗云：“不为良相愿为医，落落胸中亦自奇。一片活人心思在，百年名笔有真知。”(45)将范仲淹先忧后乐、有志天下的精神称为宋代士大夫的主流精神，恐无不妥。漆侠指出：范仲淹等士大夫站在“时代的最前列”。(46)李华瑞认为：先忧后乐、有志天下是两宋时期“时代的最强音”。(47)范仲淹精神实可视为有宋一代的时代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