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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群小”之说待商量 历史岂能无须依据史实，仅仅依据“什么藤结什么瓜”，依据统治阶级的阶级本性即可断定宋代士大夫大多数是卑鄙龌龊之徒，只怕是忘记了翦伯赞生前的告诫：“不要用原则代替历史，而是从历史引出原则。”士大夫人数太多，品评人物最难，现存史料有限且真假难辨，对此确实无法作出较为精确的统计，但倒也并非全无量的考察的可能。借助有关研究成果，仍可对宋代士大夫的道德状况作粗略估计。下面仅抽样式地举出三例，或许即可证明“粪土论”之不可信。 其一，宰相。在两宋137名宰相中，既有王安石、司马光、李纲、文天祥、陆秀夫等高尚刚正之士，也有蔡京、王黼、秦桧、贾似道等“巨恶大憝之辈”，但卑鄙龌龊之徒是否占多数则是个问题。所幸许怀林在《江西通史》中对两宋江西籍宰相乃至执政大臣作过相当具体的考察。依据其研究，北宋江西籍宰相凡6人，即王钦若、晏殊、陈执中、刘沆、王安石、曾布；执政大臣共12人，即陈恕、陈彭年、夏竦、李谘、欧阳修、王韶、王安礼、刘奉世、邓润甫、吴居厚、聂昌、王寓。南宋江西籍宰相凡9人，即陈康伯、洪适、周必大、赵汝愚、京镗、马廷鸾、江万里、文天祥、章鉴；副相共12人，即徐俯、张焘、洪遵、汪澈、施师点、萧燧、王刚中、罗点、刘德秀、包恢、陈宗礼、曾渊子。对于上述顶级士大夫，许怀林依据史实，基本予以肯定。他尤其称道南宋9位江西籍宰相，“都能主持正义”。在这39人中，许怀林仅对少数人略有微词，如夏竦“自奉尤侈”，陈执中“不能治家”，王安礼“疏于细谨”，洪适“无大建明”之类。并为王钦若、陈彭年辩解，认为他们并非“奸臣”、“佞幸”。在他看来，卑鄙龌龊之徒仅一人而已，即北宋末年不敢出使金营的尚书左丞王寓。(79)这一考察未必完全准确，宋真宗时促成天书封祀的王钦若、陈彭年，宋宁宗时阿附韩侂胄的京镗、刘德秀，均有相当恶劣的龌龊之行，绝非高尚之士。但卑鄙之徒在这批士大夫中不占多数，这一结论似乎确切无疑。 其二，翰林学士。据杨果研究，两宋翰林学士凡397人，他们大多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具有较高封建文化修养”，属于“道德文学之流”。(80)杨果认为：“从个人来说，多数是学问渊博、才干超群的佼佼者；从群体来说，无论知识结构或智能结构，都是堪称一流的。”她将宋代的翰林学士称为“一个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人才团。”(81)由于翰林学士人数众多，杨果不可能对其个人一一进行具体研究。王瑞来的《代王言者》一文将其探讨范围集中在宋真宗一朝。(82)据他统计，真宗时翰林学士凡22人，即宋白、宋湜、杨砺、王旦、梁周翰、朱昂、王钦若、师颃、梁颢、赵安仁、晁迥、李宗谔、杨亿、陈彭年、李维、王曾、钱惟演、李迪、盛度、刘筠、晏殊、李谘。王瑞来将这22人从总体上称为“士大夫阶层的翘楚”，“在当时多负盛名，为士大夫们所倾慕崇拜”。依据其考察，在这22人中，虽无突出的高尚刚直之士，但可视为卑鄙龌龊之徒者仅王钦若、陈彭年、钱惟演三人而已。 其三，御史中丞。宋人炫耀：“国朝任台谏之法远出前代，台谏亦最号得人”。(83)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一书大体赞同此说，他认为：“宋代言官之盛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是一个最令人注目的朝代。”(84)刁忠民《两宋御史中丞考》具体地考察了两宋169名御史中丞的事迹，其基本结论是：“仁宗以来御史得人为盛，有裨时政者良多。”(85)同时指出，其中忠直、奸回并存。以宋仁宗朝而论，御史中丞凡31人，即刘筠、薛奎、王臻、程琳、李及、晏殊、王曙、王随、蔡齐、范讽、孔道辅、李仲容、韩亿、杜衍、张观、柳植、贾昌朝、王拱辰、张方平、高若讷、鱼周询、杨察、郭劝、田况、王举正、孙抃、张昇、包拯、韩绛、赵概、王畴。依据刁忠民的考察，包拯以及刘筠、薛奎、王臻、李及、晏殊、王曙、蔡齐、孔道辅、韩亿、杜衍、张方平、杨察、郭劝、王举正、孙抃、张昪、韩绛、赵概、王畴等20人大体属于刚直敢言之士。王随、李仲容、张观、柳植等人则是“无所建明”或“无大建明”的得过且过者。至于程琳、贾昌朝、王拱辰、高若讷、鱼周询等人，实乃卑鄙之士或有龌龊之行。宋仁宗时期，朝政相对清明，刚直敢言之士占多数不难理解。据刁忠民考察，宋徽宗朝御史中丞共27人，即丰稷、王觌、赵挺之、钱遹、石豫、席旦、许敦仁、朱谔、侯蒙、余深、卢航、吴执中、石公弼、张克公、俞、王黼、蒋猷、陆蕴、王安中、陆德先、张劝、李森、翁彦国、陈过庭、郭三益、周武仲、何。其中，陈过庭是北宋晚期著名的刚正高尚之士，丰稷、王觌、席旦、侯蒙、蒋猷、陆蕴、李森、翁彦国、周武仲等人有“直声”，王黼是巨奸大恶，赵挺之、钱遹、石豫、许敦仁、朱谔、余深、王安中、陆德先等人相当卑鄙或有龌龊之行。卢航、石公弼、张克公、吴执中虽有刚直之言，但据说分别党附童贯、郑居中、张商英、蔡京。但朱熹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吴执中“议论刚正，凡所陈述，殊无顾忌，颇有古直之操”，“非蔡氏之党矣，未知本传何所据”。(86)至于张劝、郭三益，资料太少，事迹不详。可见，即使是在北宋历史上最腐败的徽宗时期，也很难说当时的御史中丞大多数是卑鄙龌龊之徒。 最后需要说明，笔者并无全盘否定“粪土”论之意。毋庸讳言，前面所引有关学者的个别论断不免言过其实。(87)笔者从前所持“士大夫——皇亲国戚的克星”一说也确有再斟酌之必要，这一全称式肯定判断未免欠周延，上文所述贾昌朝串通内宫一事即是其反证。“粪土”论者的尖锐批评，其积极意义在于警醒我等，对历史当常怀敬畏之心，切莫动辄妄发新奇离谱之论。宋代士大夫阶层有无带倾向性的弱点或劣根性？答案是肯定的。由于士大夫阶层处于当权地位，这些弱点对有宋一代的政局曾产生相当深刻的负面影响。“粪土”论启发我思索这个问题，日后或有《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劣根性》一文刊出，以再就教于同行学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