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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片言只语不足凭信 两宋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女真贵族、蒙古贵族先后以大规模战争的残酷手段灭亡北宋、南宋。在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两大历史关键时刻，士大夫的态度与表现究竟如何，无疑是对他们进行评论的重要着眼点。《宋史·忠义传序》高度评价宋代的士大夫：“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又曰：“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视士大夫为“群小”的“粪土论”者对此痛加批驳，然而其依据不是史实，主要是当时人的两句片言只语，其可靠性相当有限。 其一，“金人相与言：‘辽国之亡，死义者十数，南朝惟李侍郎(若水)一人。’”此言引自《宋史·忠义传》，其实在同一记载中便有不少反证。首先，仅就金方所称赞者而言，就绝非只有被金军杀害于金营的宋朝使者李若水，还有因固守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州)而遇害的知府陈遘。《忠义传》载：“金人入见其尸曰：‘南朝忠臣也。’”(48)其次，在《忠义传》有记载的所谓“死节者”、“死义者”除李、陈二人而外，还有出使金营而被金军杀害的资政殿学士刘韐、吏部员外郎傅察，战死于隆德府(治今山西长治)的知府张确、战死于太原的知朔宁府(治今山西朔州市朔城区)孙益、战死于蔡州(治今河南汝南)的知崇阳县(今属湖北)李涓、因固守汾州(治今山西汾阳)而遇害的知州张克戬、因固守怀州(治今河南沁阳)而遇害的知州霍安国、通判林渊，在金营遇害的太学生徐揆，等等。第三，《忠义传》的记载有缺失。此传达十卷之多，赵翼还认为遗漏不少，他在《廿二史劄记·宋史列传又有遗漏者》条中有所补充。其例证之一是俞文豹《清夜录》所载：“靖康之变，上皇将赴金军，中书舍人姜尧臣极谏不可往。番使以骨朵击之，死。”引述之后，赵翼赞叹道：“忠节凛然，史传所必宜载者。”(49)可见，《忠义传》所说：忠义之士“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大抵属实。 其二，南宋遗民汪元量的诗句：“满朝朱紫尽降臣。”夸张是诗歌常用的艺术手法，这个“尽”字显然不确切，名垂青史的文天祥、陆秀夫等便是其反证。如果将“满朝朱紫”延伸到整个士大夫群体，这个“尽”字就更不确切了，在汪元量的诗集《湖山类稿》中反证比比皆是。如《醉歌》云：“国母巳无心听政，书生空有泪成行。”《江上》描述元军接管太学诸斋时的情景：“潮落潮生天外去，人歌人哭水边来。”《彭州》书写南宋灭亡后彭州(四川今市)的实况：“我到彭州酒一觞，遗儒相与话凄凉。……岐路茫茫空望眼，兴亡滚滚入愁肠。”对于这些只知哭泣流泪的书生，仅能“话凄凉”，“入愁肠”的“遗儒”，只怕仅可批评其无能，不可指责其无耻。其实，汪元量本人就是个反证。他“声声骂杀贾平章”，抨击权臣贾似道腐败误国；谴责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的宋理宗谢皇后降元：“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50)汪元量的民族气节素来深受人们景仰。与他诗歌唱和的士人如马廷鸾、刘辰翁、林石田、曾子良、李珏、徐恺、周方、章杭山、陈自堂、毛敏仲、刘桃冈等等，均与其志趣相投。他们在南宋灭亡后，与汪元量一样，隐居不仕，终老山林。《忠义传》称：“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或许言过其实。但据元史研究者陈得芝统计，在晚宋328名进士中，以身殉国者占21.65％，入元不仕者占53.05％，归降仕元者仅占25.3％。(51)其结论很清楚，归降仕元者仅约占四分之一，占多数的是入元不仕者，如果加上以身殉国者则占绝对多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