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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录文参考吴震：《敦煌石室写本唐天宝初年〈郡县公廨本钱簿〉校注并跋》，《文史》第十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王仲荦：《唐天宝初年地志残卷考释》，《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郑炳林：《敦煌县博物馆藏地志残卷》，《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②向达：《西征小记》，《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371页。 ③薛英群、徐乐尧：《唐写本地志残卷浅考》，《敦煌学辑刊》，1981年，第2集。 ④吴震：《敦煌石室所出唐天宝初年〈郡县公廨本钱薄〉》，《中国文物》1980年第1期。 ⑤布目潮沨、大野仁：《唐开元末府州县图作成の试み——敦煌所出天宝初年书写地志残卷を中心に》，布目潮沨主编《唐宋时代の行政、经济地图の作制研究成果报告》，大阪大学教养部，1981年，第39～64页。 ⑥马世长：《敦煌县博物馆藏地志残卷——敦博第五十八号卷子研究之一》及《地志中的本和唐代公廨本钱——敦博第五十八号卷子研究之二》，《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⑦荣新江：《敦煌本〈天宝十道录〉及其价值》，《九州》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⑧李锦绣：《敦煌吐鲁番地理文书与唐五代地理学》，《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⑨叶爱国：《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文书第58号残卷定名》，《敦煌研究》2008年第1期。 ⑩唐中宗景云四年六月壬午中宗驾崩，六月甲申温王即位改唐隆，七月己巳睿宗登基改景云。 (11)《资治通鉴》卷209睿宗景云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639页；相同记载见《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4页。 (12)岳够明：《鄂尔多斯市和巴彦淖尔市境内古城遗址测绘》，《内蒙古文物考古年报》2008年总第5期。 (13)叶爱国：《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文书第58号残卷定名》，《敦煌研究》2008年第1期。 (14)《通鉴》卷178开皇十四年，第5544页。 (15)《通典》卷11《食货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50页。 (16)岑仲勉：《〈括地志序略〉新诠》，《史学专刊》1935年第1期。后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19～561页；严耕望：《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21～660页。 (17)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37页。 (18)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7～18页。 (19)《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第215～216页。 (20)《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第216页。 (21)唐代户部计帐的这一逐级编制过程，翁俊雄先根据《旧唐书·职官二》相关内容指出：“《乡户口帐》的编制虽以‘岁终为断’，却是在三月编制，而各州记帐呈送都省是在五月底以前。”此亦说明，《文书》不包括天宝元年年底设置的麟州新秦郡与升为正州的宥州宁朔郡也就在情理之中。 (22)而且据《旧唐书·职官二》等的记载，唐代乡户口账的编制虽以“岁终为断”，却是在三月编制，而各州计帐呈送都省是在五月底以前。 (23)[日]平冈武夫、市原亨吉编：《唐代的行政地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页。 (24)翁俊雄：《〈通典·州郡门〉所载唐代州县建置与户口数字系年考》，《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25)《通典》多处记到天宝元年以后有关计帐，其中卷3《食货二》记：“天宝八年，天下屯收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石……”卷6《食货六》记：“按天宝中天下记帐，户约有八百九十万，其税钱约得二百余万贯……”卷7《食货七》：“天宝元年，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五……十四载，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管口……”卷10《食货十》：“天宝中，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至天宝七载，满二百五十万石……”卷12《食货十二》：“天宝八年，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26)岑仲勉：《〈旧唐书·地理志〉“旧领县”之表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上)，1948年。后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63～588页。 (27)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香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年，第525页。 (28)[日]平冈武夫、市原亨吉编：《唐代的行政地理》，第10页。 (29)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第19页。 (30)《旧唐书》卷19《地理志》记有祁州深泽县，原属定州，“景福二年，割属祁州”。对于《旧唐书·地理志》所记与其序所言“天宝十一载地理”之说不相符的事实，郭声波亦认为：“笔者认为所谓‘天宝十一载地理’，仅限于序中所言唐土的四至，至于正文中的资料，基本上是以乾元元年为准，但也随意补充了一些乾元以后的零星资料。”参见其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页。 (31)对此，有人认为是因“‘旧志’是由两套不同时期资料的汇总而成的混合体”。参见陈凯：《试论“两唐书地理志”的断限问题》，《史林》2010年第1期。 (32)翁俊雄：《〈通典·州郡门〉所载唐代州县建置与户口数字系年考》，《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各地志所载唐开元、天宝户口数字的源流、系年和校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33)翁俊雄：《〈通典·州郡门〉所载唐代州县建置与户口数字系年考》，《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34)刘海峰：《两〈唐书·地理志〉户口资料系年——兼考〈通典·州郡典〉户口之年代》，《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3期。 (3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72《新旧书户口数》，及卷79《天宝十一载地理》，第484～485页与第525～527页；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第19页；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第19页；刘海峰：《两〈唐书·地理志〉户口资料系年——兼考〈通典·州郡典〉户口之年代》，《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3期；[日]平冈武夫、市原亨吉编：《唐代的行政地理》，第9～10页。 (36)史念海：《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第48页；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6～94页；[日]青山定雄：《隋唐宋三代户口数的地域考察(一)》，《历史学研究》1936年第4期；[日]日野开三郎：《天宝元年户口统计的地域考察》，《史学杂志》1957年第12期，《史林》1959年第4期。 (37)严耕望：《唐代人文地理》，《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18～1419页。 (38)《括地志》按道排列之说，前辈学者岑仲勉、严耕望、贺次君都持此说，郭声波另有异议，分别参见：岑仲勉：《括地志序略新诠》，《史学专刊》1935年第1期；严耕望：《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湾中研院)第35本，1964年；贺次君：《括地志辑校》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页；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第15页。《贞元十道录》参见敦煌文书P.2522号，录文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等。 (39)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中国行政区划沿革》，(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