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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的还有把美国画成鹰的地图。1833年美国艺术家以撒•摩尔制作了这种地图，土黄色的鹰覆盖在各州的地域之上，鹰脚和鹰爪延伸至佛罗里达州并通向古巴，反映了美国日后的扩张路径。不过这只地图上的鹰画得有点像鹦鹉，显得文弱。对此制图者有解释，他认为老鹰通常被描绘成随时准备猎食，急于俯冲，要撕裂小动物，“但是在这里，相反的，它掌握了整个国家，没有竞争对手，所以设计成沉着平静的样子，代表着国家自由以及独立主义，散发仁慈温和的气质以及和平的态度”。5 因而这幅地图是当时美国人对其国家形象的一种评定：仁慈温和的鹰，与19世纪末凶相毕露的北美鹰鹫形象大不相同。原因一是美国本土当时还有很多未开发的“边疆”，尚不需要对外大规模扩张；二则反映了绘图者的认知，要把美国塑造成崇尚和平的形象。与此相反，俄罗斯在地图上被描绘成章鱼，以表示它的贪婪。它向四处扩张，如同章鱼的触手一般不停地向外蠕动。 肖形地图的主要目的是要体现某种观念，其地图的实用功能有限。16世纪以后欧洲的大多数地图都不是绘景地图，反映出地图绘制在近代科学驱动下的发展。不过在这些非绘景地图中也有绘景的成分，作为地图的装饰描绘一些图景，比如在海中画上帆船和海怪，在大陆的空白处画上丛林和野蛮人。这些附带的图绘也是某种思想观念的反映。德国地图学家克瓦德1600年出版了《地理学手册》，其封面画以不同的女子形象代表各大洲。秉承16世纪肖形地图的传统，一位持十字架的少女王者代表天主教欧洲，被尊于顶部。其右手方、左手方及下方分别是代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女子形象：亚洲虽是王者气象，但体态臃肿，显然不及欧洲优雅、尊贵；非洲是衣不蔽体的半开化状态；美洲则是原始的食人生番。这种区分后来在地图中成为一种不断重复的模式，尽管细节有所不同，但代表欧、亚、非、美各人物的基本特征和暗含的等差观念如出一辙。 随着西方人对世界了解得越多，地图上的人物形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荷兰制图家霍安•布劳为其1662年出版的《大地图集》配有一幅以人物象征各洲的封面画，虽仍有欧洲女王和亚洲女王的形象，但也体现了人种学知识的进步，出现了外观形象较为准确的印度人和非洲人形象，不过在其中还是能体会出西方人的欧洲优越感。在霍安•布劳的画中，唯有欧洲高坐在马车上，代表其他洲的人都步行拱卫她。 在这些地图中还力图以修饰形图绘在地理信息之外附加某些观念意象。在布劳家族出版的一幅亚洲地图（1635年）上，主体部分是近代意义上的地图，而绘景部分则缩减到四周的边框中。图上端展示了亚洲的九个主要城市和贸易据点——坎迪（Candy）、卡利卡特、果阿、大马士革、耶路撒冷、霍尔木兹、班腾（Bantam）、亚丁和澳门，而两旁的边框各展示了五幅长方形的画，画中每对男女的着装都代表了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制图者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担任水文地理学家，可以了解到公司搜集的各种地理知识，也就能在地图中绘出东方异域的各种场景。 中国地图的传统制图方法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画方地图，采用“计里画方”的方法，地图上带有方格网，每格折地百里，强调地理信息的数学定位。如宋代著名的“禹迹图”就是画方地图，以前都认为这张地图的准确度很高，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它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不过最近有人经过测算认为，“禹迹图”有较大的误差，如从西安正北至黄河的距离大约是700多公里，而图上所绘则为约2000里，相当于今天的1060公里。 6可见“计里画方”只是一种绘图方法，如果绘图数据不准确，也就无法保证地图的准确。另一种是将地形地物等要素用形象逼真的图形绘制地图，也就是笔者所说的绘景地图。具体方法一是完全采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技法，确实做到“画即地图”的程度。比如绘制于光绪年间的《避暑山庄图》，如果将图中的地名贴签除去，就成了一幅山水画。二是采用中国传统平面投影符号法绘制，结合标识画法，使用立体形象标注建筑和景物，带有制图符号化的特征，而绘景仅是地图内容的一部分。绘景地图的精度不高，大部分都是凭记忆绘制，没有经过实地测量，缺乏西方制图学中那种抽象的、无限延展平面的坐标位置概念，但绘景地图也有优点，它形象直观，立体感强，富有艺术性，容易辨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