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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与西方绘景地图的发展路径不同。在中国绘景地图的影响要比西方大得多，数量多，时间久，地图与绘画的关系也更为密切。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与中西方之间文化传统的差异有关。而这一差异最明显的体现在中西文化关注的学科门类各有侧重，中国重人文，西方重科学（尤其是科学中的数学）。中国古代早就有数学学科，但不列入普通教育范围（珠算例外），科举考试也不考算学。研究数学纯属个人爱好，大多数读书人自然不会涉足。而在西方，数学早就被列入普通教育科目之列，比如古希腊雅典的柏拉图学园，门口就挂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的牌子。后来数学又被列入教育基本科目“七艺”之中。对数学不重视在地图绘制中就会忽视地理方位的数学关系，而更为注重地形地物的形象表现，甚至还会影响地图绘制的科学发展。明代晚期欧洲人利玛窦来华，绘制了当时比较先进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虽然在士大夫阶层中引起很大震动，但能完全接受的人并不多，甚至还有不少人反对。利玛窦在《入华记录》中写道：“人尚多有讪诋此地图者。” 其次，绘景地图是再现历史场景的重要史料。绘景地图是一种特殊的地图，兼具地图和绘画两种图像的功能，有着具象直观的特点，时代感强烈，大多是在历史活动发生后不久留下的生动影像，有着丰富的图绘细节，可用于再现过去的历史场景。如清代的《江防图》（局部），江边舟楫排列，帆桅林立，兵士猬集。在波光粼粼的江中，横亘着一个小岛，从岛上向岸边伸展出四条拦江铁索。这是在绘画中难得一见的江防军事设施，终于在绘景地图中露其真容。岸边有一些蓝色贴签，上面写着地名，以显示该图的身份是地图而不是绘画。 再次，地图边框中的绘景图案也有重要的证实功用。到近代不少地图绘景的成分渐趋边缘化，退至四周边框，成为装饰性图案，而这些图案也是有价值的史料，值得关注。就以英国16世纪的一幅英格兰地图为例。该图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绘制的，这从地图上方正中的女王像就可看出，地图上还有英王室徽记。在这幅地图中值得注意的是上下四角的四幅人物画，各为一对男女，代表的是英国两个重要的社会阶层：上面是贵族，下面是商人。他们是当时英国议会上下两院的组成者。作为统治者的阶级基础，他们在地图中展示了自己的形象。 最后，对绘景地图还可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发现历史的真相。当然这种比较要有可比性，或是同类相比，以见其共性；或比较其差异，以见其个性，在比较中深化对历史的理解。此处就对两幅16世纪欧洲国家都城的绘景地图进行比较。一是1558年的伦敦地图，另一是1576年的巴黎地图，时间大致相近。先分别观图，辨认地图上的景物，如认出巴黎塞纳河中的城岛，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就在岛上；再认出伦敦泰晤士河边的伦敦塔，河上唯一的伦敦桥等建筑。再从时代背景来考察，当时英国正值都铎王朝时期，王权得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拥护；法国则处于胡格诺宗教战争时期，逐渐形成绝对主义专制制度。还可转换视角，注意地图下方作为装饰的人物像，描绘的都是各自社会中有代表性的阶层或阶级的人物形象，如巴黎地图上的贵族和平民等。而对之最有意义的读图则是透过地图的表象，解读其在城市规划中透射出的政治文化。如伦敦的城市沿泰晤士河分布，显得随意而开放；而巴黎则呈同心圆般环状排列，最外围是城墙，显得严实而封闭。从其不同的城市布局可区分出伦敦趋于开放而巴黎呈现封闭这一主要的不同之处，这分别又与英国有早期代议制民主以及法国逐步形成强大封建体系的政治特点相联系。这样的读图层层深入，对开发学习者的思维有益。 绘景地图作为图像史料的一类，是地图和绘画交合的产物，有其特殊的证史功用，有必要发掘、研究，以更好地再现历史。不断地开拓历史研究的边界，扩展史料搜集的范围，是我们增强史学研究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注释： 1. 杰里米•哈伍德：《改变世界的100幅地图》，孙吉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7页。 2.《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4日。 3. 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姜道章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0页。 4. 王嘉：《拾遗记》，百部丛书集成本，第8卷，第2页，转引自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第160—161页。 5. 赛门•加菲尔：《地图的历史》，郑郁欣译，台北：马可孛罗文化，2014年，第164页 6. 成一农：“中国古代地图背后的‘李约瑟问题’”，《地图》，2013年第6期。 7.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3卷，第552页，转引自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第97—9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