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郑天挺解放后刻苦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史学研究，开创了其晚年学术新境界。他始终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注重科学理论指导和严谨的实证研究的结合，善于从较长历史时段探求历史演进规律和时代特征。作为新历史考证学派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型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研究既延续了言必有据的优良传统，又兼具科学史观和方法的指导，体现了新历史考据学在新时期发展的新特征。 【关 键 词】郑天挺/新历史考据学/马克思主义史学 【作者简介】段晓亮(1980-)，男，河北邢台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石家庄铁道大学思政部讲师，博士生，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 郑天挺(1899-1981)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以明清史研究享誉史坛，于边疆史地学、隋唐史、元史以及音韵、校勘学等领域也造诣精深，是新历史考证学①的重要代表人物。学术界对于郑天挺的研究，前期以其弟子的回忆与追思为主，如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三联书店1991年版；《郑天挺诞辰百年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年版；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郑天挺诞辰110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等。近年来在整理郑天挺学术卡片之同时，也有几篇专题论文问世②，对进一步梳理郑天挺学术成就，颇具启发。郑天挺治学原承继乾嘉考据学风，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掀起了一股新风。在这个新时代，学者如何因应，作过哪些努力，学术上有何转变③，是认识郑天挺一生学术业绩的重要问题。本文拟就郑天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史学研究的成就和特点做粗略探讨，进而对这代史家的某些共同特征略加评述，以就教于前辈和方家。 一、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中国史学孕育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由边缘走向中心，史学研究的整体风格也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由贵古贱今转向注重近代史研究[1]。郑天挺早年深受乾嘉学风和章太炎、黄侃、刘师培的影响[2]379-380，五四以后又经新学风熏陶，具备深厚的古文根底和扎实的史学训练，尤精于史料的搜集、鉴别与考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便以边疆史地学和明清史研究享誉史坛，被视为孟森的传人④和中国明清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是新历史考证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49年以后，伴随着政治和学术环境剧烈变迁，新历史考证派阵营里，除陈寅恪等极个别学者仍延续着传统治学路径外，以郑天挺为代表的多数史家，都面临如何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型的问题⑤。 北平解放以后，通过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运动，郑天挺深受鼓舞和感召，开始学习并尝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历史。自1949年到1960年代，郑天挺研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留下很多读书卡片。经详细梳理，我们了解到郑天挺阅读的理论著作主要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等60余部论著。概括而言，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最早阅读的经典著作有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斯大林的《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以及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特别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毛泽东选集》反复阅读，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学习笔记。郑天挺曾拟定学习目标，自1958-1962年五年内精读《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和《列宁文选》[3]，到1967年学完《马克思恩格斯文选》《资本论》和《列宁文选》等经典著作[4]。 二是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培养并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信仰。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以及前苏联学者依·孔恩的《历史科学的特性与任务》、葛烈柯夫的《斯大林和历史科学》、康士坦丁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亚历山大罗夫的《辩证唯物主义》等是郑天挺学习的重点。此外，他还阅读了不少《史学译丛》《学习译丛》以及《历史问题译丛》等期刊翻译、转载前苏联学者的文章。 三是将阅读经典著作与自己的教学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将理论运用于研究与教学中。20世纪50年代初，郑天挺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曾开设《马列主义史学名著选读》以及《社会发展史》等课程，他非常关注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发展史》、沈志远的《社会形态发展史》、解放社版的《社会发展简史》等以唯物史观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著作。此外，将很大精力投入到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将重要论点摘录到卡片中。在他的一张阅读卡片的右下角便曾注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第四次读记”，可见从1949年到1959年，他多次阅读过这本书。 四是学习态度非常虔诚。为了钻研理论，他不仅坚持上南开大学马列主义夜大学，还经常要求历史系师生多读马克思主义史学专家的论著，并邀请翦伯赞、吴晗、白寿彝等唯物史观派学者来南开讲学[2]108。文革结束后，学术环境大为宽松，不少人出于对“以论代史”极左学风的反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颇有微词，郑天挺提出：“历史学之所以被称为历史科学，就是因为历史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历史研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探求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导人们自觉地创造历史，建设新世界。”⑥在听到马克思主义灵不灵的疑问后，他表示马列主义比其他主义要高明的多，在课堂上也反复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重要意义[2]144。可见，与陈垣、徐中舒、唐长孺等许多由旧时代过来的老先生们一样，郑天挺深受时代感召，以虔诚的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那种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单纯看成外在环境过于严酷所致的看法[5]，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