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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特色 郑天挺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但他丝毫不轻视尊重史料、言必有据的治史传统，每篇著作都有扎实的考证根基和独到的见解，有深远的价值。具体来讲其晚年史学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特色： (一)科学理性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 郑天挺真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始终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看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1962年他在作读书报告时说：“没有详细资料，就无从分析，没有正确理论就无法分析；即不能以理论代替历史，也不能使历史脱离理论。珠花是用珠子贯穿的，没有红线穿不成。”⑩他反思以往治学经验时也说：“马克思主义也要占有全面史料，但光占有全面史料不行，还要有理论。”[2]280但是在学术泛政治化年代，到处弥漫着拔高理论，忽视史实的风气。郑天挺对这种风气相当警惕，经常告诫学生“不要抛开事实来迁就理论，也不要用事实套理论，更不要引用自己还不明白的理论”(11)“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是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12)“学习理论应避免乱贴标签，断章取义”(13)“以理论代替事实……就成公式化”(14)等。 郑天挺的这种认识并未因为政治环境变化而改变。文革结束后，一股重史轻论、提倡“回到乾嘉去”的史学思潮潜滋暗长[8]。郑天挺对此不以为然，呼吁史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他说：“我们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学习它的基本原理，学习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去记诵个别结论或只言片语。”[9]坚持从学术角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郑天挺1949年以后史学研究最显著的特点。 (二)注重科学理论指导和扎实严谨的实证研究相结合 郑天挺注重科学理论指导和实证研究相结合。他曾说：“历史即是具体的科学，它当然首先就跟具体材料，跟具体事实有关。一定的历史事实，一定的经验材料就是历史的基础。”(15)郑天挺很喜欢毛泽东的两句名言：“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2]3241950年他主持整理《明清史资料丛书》，出版《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太平天国史料》和《宋景诗起义史料》等数种，1954年他开设史料学课程，探索和讲授马克思主义关于史料方面的知识。 郑天挺反复强调历史科学的具体性，认为没有具体史料也就没有史实，没有史实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2]435。1961年，为解决“大跃进”以来教研秩序混乱局面，中央启动高校教材编写工作。郑天挺任历史教材编写组副组长，并具体负责编选《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和《中国史学名著选》，在编选意见中，他提出“系统地选择比较完整(具有首尾)的原始资料”“尽量多选时代较早的文献，不用转手资料”“资料只许删节不许改动”[7]505等要求，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以论代史”的思潮[10]。 郑天挺的论著也很好地体现了理论和史料的统一，《关于徐一夔的〈织工对〉》就是用百余条史料澄清了一段重要史实，解决了理论争论中的关键性问题，其他理论性较强的文章如《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和《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等都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说服力很强。对于曹操评价问题、清官问题等政治色彩浓厚的热点问题，郑天挺既没有刻意回避，也没有卷入政治纷争，而是以严谨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正因为他具备实证史学根基和真诚的学术良知，所以对学术泛政治化的倾向保持相当的警觉，非常重视从深层次理解和把握经典著作的科学内涵，时刻注意避免陷入空谈理论的泥潭。郑天挺立足于扎实的史料批判，以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和观点分析问题，而不顾及具体的“政治是非”，在当时的环境下尤为可贵。 (三)从较长历史时段和深层次把握时代特征 郑天挺在解放前治史风格以“探微”见长，也不乏“通识”眼光。1949年以后，郑天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更注意从较长历史时段和更深层次，探求历史规律和时代特征。20世纪60年代初，郑天挺将明清史放在全部封建社会发展史上考察，精辟地提出明清时期是封建社会的晚期或后期，而不是末期的观点[7]12。冯尔康总结郑天挺明清史研究四大创造性贡献第一点即是“对明清时代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地位提出精辟见解”[2]293。常建华也认为这是郑天挺“着眼重大问题”“重视从总体上把握历史的时代特征”[2]352的表现。《清史简述》高度概括了清代从入关到鸦片战争前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基本状况，将鸦片战争前清代历史特点精确地归纳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而不是末期；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经济发展期；满族封建社会的上升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期；抗拒殖民主义侵略进行斗争的时期；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农民战争后的一个朝代六个方面，也体现了他宏通的学术视野和从深层次把握时代特征的眼光，这些新成就和新认识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光芒，是郑天挺晚年学术境界的重要升华。这种治学路径对其学生陈生玺和哲嗣郑克晟均有深刻影响，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对明末清初重大问题提出很多新见解，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从元末到清初三百多年历史进程中，考察明代政治斗争的根源，被誉为“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运用于传统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一种富于建设性的尝试”并“获得某种文化层面上的体验”[11]，得到学界广泛好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