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余论 新历史考证学和唯物史观是影响中国现代史学最大的两股思潮，两者均以“科学史学”相标榜，但治学路径有明显差异，前者注重科学实证和史料批判，后者强调对历史作科学的解释。1949年以后，新历史考证学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开始与唯物史观相结合，开创了新历史考据学发展的新阶段。很多以考据见长的学者，纷纷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型。 1949年以后，陈垣治学经历与郑天挺相似。首先，他们都由衷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以唯物史观考察历史，突出史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其次，两人都担任过学术和政协等机构的领导职务，陈垣一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后出任中国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历任北京市政协常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郑天挺也历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史学系主任，后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又担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尽管由于社会活动多，挤占了学术研究时间，但他们均坚守学术良知、无私奉献社会、严格砥砺后学，学术人品几无可挑剔。再次，陈垣和郑天挺均参与和主持了由国家组织的古籍整理和校订工作，在治学上延续了尊重史料、实事求是的实证传统。陈垣曾主持编辑《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史料，校订《册府元龟》，并主持中国史学会筹委会组织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两部分的编印工作。郑天挺亦曾主持整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太平天国史料》和《宋景诗起义史料》，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和《史学名著选》，并承担《明史》点校工作。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备受史学界关注的历史分期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热点问题，陈垣所撰学术论文几乎无一涉及[12]。与陈垣不同，郑天挺对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多有论述，但并没有顾及所谓政治是非，仍然将准确理解史料，追求历史真相作为最高标准，对抵制极左思潮蔓延起到极大作用。除陈垣和郑天挺以外，岑仲勉作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其晚年接受唯物史观后，视野更加开阔，在隋唐史、黄河变迁史以及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上取得重要成就[13]。唐长孺、王仲荦等在接受唯物史观以后，治学方法和路径也发生巨大改变，既延续了精于考证的传统，也非常注重从社会经济形态角度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部门经济、整体经济以及依附关系等重大论题均有突破性进展”[14]。 综上所述，郑天挺作为新历史考证学的重要代表，其晚年的史学研究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普遍原则和方法，也延续了优良的实证传统。对比新历史考证派学者在1949年以后的治学历程，既有共同特征也有各自鲜明的特点。探讨新历史考证派学者在1949年以后治学经历和特点，有助于从学术史角度梳理自清末以来中国传统考据学发展演变整体脉络，也有利于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