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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新成就 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实证研究相结合，郑天挺开创了其晚年学术新境界。具体来讲，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治史的新成就包括： (一)以社会形态理论分析元初和清初社会性质 郑天挺曾深入探讨元初的社会性质。前苏联学者乌拉吉米佐夫认为，成吉思汗初期蒙古已经由氏族社会进入游牧封建制社会，但这种说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模式，在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引起争议。日本学者青木富太郎认为当时蒙古社会处于氏族制末期；秋泽修二则认为元代是奴隶制的复活。中国学者吴泽、邓初民、吕振羽、范文澜等也提出由氏族制飞跃到封建制、半奴隶制社会等不同观点。郑天挺认为：“蒙古族原为原始公社制之游牧民族，依血缘关系组成之氏族社会，由女系走入男系。在铁木真父祖时代，早已有私有财产，是已入氏族社会末期。入中国而后，适应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一跃而进入封建制社会阶段。”[6]100两年后，他进一步确认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社会“以游牧封建为近实”，理由主要有：蒙古人对成吉思汗有人格的依附性，成吉思汗的万户、千户制度正是封建制的阶梯制，成吉思汗用政治力量统治部属，蒙古部族均须当兵，等[6]102-103。尽管他并没有深入展开论述，但对蒙古早期社会性质的探讨，推动了蒙古社会发展阶段的讨论走向深入，到20世纪60年代国内史学界在激烈的争论后，多数观点近似于“游牧封建说”。 满族入关前的社会形态也是当时学术界争论的热点，不少学者主张满族没经历过奴隶社会，直接飞跃到封建社会⑦；也有学者认为满族经历过奴隶社会，但对满族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看法有分歧，对满族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发展的时代特点上见解也不同⑧。郑天挺1962年在《历史研究》发表《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一文，认为努尔哈赤在19岁时和父母分居，得到些许“家私”，“家私”在满语里解释为“阿哈·乌勒哈”，即奴隶和家畜的意思，说明努尔哈赤出身于没落奴隶主家庭；又据《李朝实录》记载证明奴隶在建州可自由买卖，随意处置。郑天挺认为满族的确经历过奴隶制，1616年满族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但仍处于封建制初期，其封建化进程是逐步深化和上升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学界广泛重视。文革结束后，郑天挺又撰写《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于1979年在《南开学报》发表。该文利用最新考古成果和《满文老档》等新材料，重新论证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属于封建制。文章将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融入到具体史料考证当中，其观点也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二)归纳明清时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位和特点 郑天挺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制度面临严重的危机，“但还没到行将瓦解的程度，还不可能使中国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在1840年以前，中国的“资本主义仅仅是在孕育之中，还没有诞生，更说不上取代封建制度”，这个时期不能叫做封建社会末期，因为“晚期表示该时代的社会制度的衰败，即已开始逐步走向崩溃，但在某些方面还有一定发展余地；而末期则揭示那种制度灭亡和被新制度代替的过程”，所以中国1840年以前的明清时期是封建社会的晚期或者后期，而不是末期。郑天挺还总结出明清时期的七个特点：中国历史上较长的统一时期；中国封建经济最发达的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阶级矛盾的尖锐；封建依附关系的变化；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时期；抗拒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时期[7]13-17。1962年郑天挺到中央党校讲述清史，讲稿整理后命名《清史简述》，由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全书勾勒出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历史发展脉络，总结了这一时期的特点和重大事件，很多独创性的见解使人深受启发，比如他高度评价了摊丁入亩和取消人口税的重要历史意义；恰当地分析了这一时期是“满族封建社会的上升期”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时期”，公正地评价了清代的历史地位。这是郑天挺数十年研治清史的成果，也是其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晶，被誉为“建国以来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概述有清一代历史的专著”[2]532、348，对清史研究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三)实事求是地研究农民战争问题 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问题是当时史学界研究的重点，一些学者基于同情农民的政治立场，对农民战争片面歌颂的多，实事求是研究的少。郑天挺在1949年之前讲授明清史时便主张客观看待农民战争，他认为明末农民战争“起于经济压迫，我人不应以其未成功而不悯怜其动机；同时不应因其动机可悯而宽容其‘纪律之纹乱与政治知识之幼稚’”⑨。1949年以后郑天挺主持整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和《宋景诗起义史料》，并发表《宋景诗起义文献初探》《农民起义和秘密宗教的关系》[2]《红巾军起义的历史背景——元末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明末农民起义史中的两个问题》《关于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几个问题》[7]等文章，仍延续着客观研究农民战争的理念，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其理论深度和学术视野均大为开阔。马克思说过宗教色彩是一切东方运动的特点，有学者据此以为中国的农民起义多以宗教为掩护。郑天挺认为尽管农民起义经常以民间宗教迷信为纽带，这些宗教教义个别方面确实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因此在民间广为流行，但秘密宗教与农民起义并非一开始就结合在一起，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农民革命的工具。农民起义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人民的智慧，并不是宗教教义。当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朱元璋为农民起义出身，后来背叛了农民起义。郑天挺认为：“现在人们研究朱元璋，往往急于找他何时背叛农民革命。其实，这等于封了门，已经否定了他，就很难正确评价他的各项政策了。这样的研究方法，无异于作茧自缚，不利于研究的深入。”[7]78 郑天挺认为朱元璋完成民族革命，结束了北方自唐代天宝年间以来的割据和纷争，部分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历史功绩不容抹杀。朱元璋参加了农民革命，后来脱离农民做皇帝是历史局限，但不能说朱元璋背叛了农民革命，因为农民革命的要求是改朝换代、反对暴君拥护好皇帝的，朱元璋做皇帝是自然的事[2]312。在谈及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研究农民战争的区别时，郑天挺坦然表示：“我们认为是起义的，他认为是流寇、叛逆。观点上确是截然不同，内容倒没有什么。”[2]373可见，郑天挺并没有因政治立场改变其客观实证的研究态度，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立足于扎实的资料和具体的时代环境，所以他的见解更有说服力。 (四)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 早在1956年，郑天挺在《关于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史料处理的初步意见》提出自己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看法。他以制墨业和官僚资本从唐代到清代的发展状况为例，认为应详细归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萌芽在不同时期的具体特点。他还提出要考虑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具体情况，搜集更多的史料，比较研究，才能了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7]237-247。《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的自然经济》分析了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特点，认为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受到严重摧残和阻碍[7]224-229。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方一样，在历史上有资本主义萌芽，但对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却看法不同，很多人将徐一夔《始丰稿》中《织工对》所反映的情况，当作明初资本主义萌芽的证明。郑天挺1958年在《历史研究》发表《关于徐一夔〈织工对〉》一文，根据《始丰稿》编排体例，以及《织工对》“日佣为钱为二百缗”一语中“缗”为元末一千钱的通用说法，认定《织工对》为徐一夔在元末所写。他还从织工数目比例判断《织工对》反映的是丝织业，不是棉织业状况。他并未生搬结论，而是以精密的考证方法澄清了一段重要事实，因此受到学界普遍称赞，被誉为“将旧国学考证辨伪再赋予生机”的典范[2]36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