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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团活动传承的朝贡规范、职能 黎峻率使团朝贡，从行前准备到出关回国的过程、礼仪中都反映了清代中越朝贡往来的礼仪、规范，该使团来华又同时承载着两国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往来的职能。 第一，朝贡是中越两国关系中的重大事件，有一整套的礼仪规范。这些礼仪规范既反映在朝贡前的申请和清王朝的审批上，又反映在批准后的准备、使团出发前的辞行和沿途拜祭之中，更反映在使团进入镇南关后到离开中国的全过程。这些礼仪规范又基本遵循了1869年前的体制、惯例，包括朝贡前的申请和协商，在越南境内的沿途拜祭，在中国境内各项活动的规范、礼仪，以及进京后呈递国书、呈交贡物、觐见中国皇帝、颁赐物品等的礼仪。这些礼仪规范，包括会谒总督、巡抚时需要行一跪三叩礼等，早在康熙时期的《大清会典》中就明确规定。⑥对于使团的上述各项活动，黎峻等人在《如清日记》、《燕轺笔录》中做了详细的记述，尤其注重记载相关程序、礼仪。如3月12日，黎峻等人“各具朝服，带同行人、通事”，前往礼部“奉递国书”。他们先随礼部官员到礼部，在主客清吏司房间内等候，随后进入礼部正堂。这时，正堂正中间已经摆放了一张黄案，礼部尚书万青藜站在黄案左边，提督四译馆卿、礼部主客司郎中裕宽和主客司员外郎松林等官员“各于左边站班”。黎峻等使臣被引导到正堂，行三跪九叩礼，而后都跪着，礼部官员“转将国书二劄文”，正使黎峻“加额恭进，部司转交，尚书官捧置于皇上”。接着，黎峻等人起身，“向左边尚书立处行一跪三叩礼”，每一次叩头，万尚书都“答揖”，并“恭问我皇上安好，并慰问”使臣“一路辛苦”，使臣们“随事应答”。然后，万尚书转回后堂，黎峻等使臣又向裕宽等官员“各行三揖礼，每一揖，各员均还揖”。这些礼仪结束后，他们上车回四译公馆。⑦这些活动都让越南使臣感到“天下共主”的威严，和“天朝”对属国的“体恤”。 第二，朝贡是中、越官方经贸往来的渠道，越南的朝贡活动本身承担着两国经贸的职能。对此，阮朝统治者从不回避，朝贡使团代表国家开展对华贸易，其出发前阮朝皇帝往往命令内务府开列购物清单，让他们到中国购买，明命帝强调：“物各出于其所产，以有易无，古今通义，即如肉桂、荳蒄、燕窝等项均是本国所有，每遇如清之期，曾有附带多少，换易人参、药材、书籍、清贵之品，以充国用，非如市肆之贩买杂货图利者，向来已经成例，于国体何伤？何况清国易其所有，而得其所无，想亦未尝不乐？”⑧这表明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明确立场：使团承担着中越两国互通有无的使命，对两国都是有利的，而且以物易物，更能发挥这种作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代表国家(或为皇室)开展对华贸易就成为朝贡使团的重要任务。因此，1868年8月黎峻使团出发前就准备好了“公货”，在中国境内多次有“买药材”、买书籍、“采办公货”等活动，有时也会向中国的地方官提出了安排时间“采办公货”的要求(详见表2)。如，1869年1月16日(戊辰年十二月初四日)，黎峻、阮思僴等人经过湖北时提出“采办公货”的要求，表示以前越南使臣“过汉口，必留歇采办公货”，湖北官员以“使部不可久留”为由婉言拒绝，让阮思僴等人很不满意。⑨在北京，黎峻等人又几次让随行人员到“号铺”里查看“货项”，应当是委托了这些商铺销售使团从越南带来的“公货”。  第三，越南所派使者多为文学之士，与中国官员、文人诗文一路唱和，朝贡使团又成为中、越文化交流的使者，深化了双方“同文之邦”的认同感。 自宋代起，越南派往中国的使者都是当时“国内最优秀的学者和诗人”，都“曾以科举状元领北使之衔”，与中国历朝派往越南的使臣一样，“主要通过赠答酬和、请序题词、鉴赏评点、书信笔谈四种方式为中越文学交流写了最绚烂的一页”。⑩阮朝在派遣使者来华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正使、副使一般是进士、举人出身，具有良好的汉文化素养，以便在华期间能够参与宫廷宴会时的吟诗作对，与中国官员、文人诗文唱和，显示越南为“同文之邦”。1868年，阮朝所选派正、副使就是如此：黎峻是1850年举人，1868年授翰林学士，担任正使；阮思僴1844年进士，1868年以鸿胪寺卿之职担任“如清甲副使”；黄竝，举人，1868年任兵部郎中，改授侍讲学士，担任“如清乙副使”。 黎峻等人在华期间与探花李文田、湖南伴送委员吴嗣仲、衡州知府张士宽等清王朝官员及李辅耀(幼梅)等文人吟诗联对、互赠著作。在北京期间阮思僴等人与朝鲜使者往来密切，相互诗文唱和。1869年5月28日(己巳年四月十七日)，黎峻、阮思僴、黄竝拜会直隶总督曾国藩，曾氏询问越南“试法、经学、诗文学如何？”还问他们沿途有什么诗作，阮思僴出示了“近作”《过张桓侯庙》，曾氏认为这首诗“有盛唐风韵”。双方“笔话叠叠可观”，阮思僴认为曾氏“稍称为贤相”，只要看他所选用的“门客”薛福成、吴汝纶等人就知道这一点，而且大堂东间有曾国藩的自述楹联，内称“虽贤哲未免过差，愿诸公谠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亦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可见曾氏的“谦恭雅量”！这天晚上，曾氏的部属薛福成、吴汝纶、陈兰彬、萧世本等人又前往拜访，与使者们笔谈了很长时间。第二天，曾氏派人送给三位使者每人一幅“手书楹联、横幅大字”，给黎峻的大字是“鹿鸣敦好”，楹联是“功业首传霄汉上，政声多在道途间”；给阮思僴的大字是“龙翔凤翥”，楹联是“新篇波澜情皓荡，古人廉陛要跻攀”；黄竝得到的大字是“东箭南金”，楹联是“多才自有云霄望，犍思潜搜海岳空”。(11)对于这次会见，双方都印象深刻，阮思僴在《燕轺笔录》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双方往来的过程；曾国藩、薛福成、吴汝纶在日记中都记述与三位使者会见、笔谈的情况，都记载了阮思僴的《过张桓侯庙》。(12)其中，薛福成记载，曾氏问越南使者“途中所作诗”，阮思僴呈《过张桓侯庙》，曾氏“批云‘有盛唐风韵’。又问该国讲经学及能诗文者，思僴复举三四人以对”，这三位使者“一为该国鸿胪卿，一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一为翰林院直学士。手皆执笏，衣冠尚近明制，不剃发。爵相各赠匾一方、对联一幅”。(13)吴汝纶在日记中还提及三位使臣中，黎峻“官翰林院直学士，癸丑二甲进士，正三品；阮思僴官鸿胪寺卿，甲辰二甲进士，正四品；黄偕之官翰林院侍读，丙午举人，正四品”。(14) 对比阮氏与曾国藩等三人的记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中国的封疆大吏曾国藩，还是作为幕僚的薛福成、吴汝纶，对于越南的科举制度、经学、诗文、幅员、官制等非常关心。吴氏强调三位使臣考中进士、举人的“功名”，薛氏强调“爵相”曾国藩肯定阮氏《过张桓侯庙》的水准，还赠予楹联、赠匾，这些都表明了他们对越南这个“同文之国”的关注和认可。从越南使者的视角来看，阮思僴把曾氏视为“谦恭雅量”的“贤相”，对这位“同治中兴”的名臣充满景仰之情，对于薛福成等人也十分赞赏，既是欣赏曾氏的“功业”，又是诗文交流激发出来的文化认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