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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嬗变：黎峻使团朝贡期间的新变化 黎峻使团是在中、越两国都遭受西方侵略的背景下来华朝贡，遇到了1852年以前从未有过的新情况，也产生了一些新观念。这些新变化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第一，越南使者关注“天朝”和“同文之国”朝鲜遭受列强侵略的情况，并思考应对“洋人”之策。 从19世纪40年代起，作为“天朝”的中国遭受列强侵略，越南方面对此已经有所了解。1840年，越南明命帝就得知“红毛(英国)谋扰广东”，为此感叹“清人懦弱，我知之矣”。(15)19世纪60年代末，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深，黎峻使团在汉口、北京都深切地感受“洋人”、“洋馆”的存在和影响。1869年1月，黎峻等人在湖北了解到，在汉口“俄罗斯、法兰西、英英吉通商”9年了，都住在汉口下街，有300多家“洋行”、约1000多“洋人”，经常有六七艘商船“自西南来”；列强在汉口“各设领事”，因“洋人”通商，汉口设立江汉税关，还在北面筑城，屯兵六处。(16) 在北京，黎峻、阮思僴等人对于被列强焚毁的圆明园印象深刻，所住的内务府四译馆附近又有天主堂，更直接地感受到“洋人”的活动，对于“洋人”侵略“天朝”的情况非常关心。阮思僴对此尤其关注，他的《燕台十二绝》共12首诗，第10、11首诗分别写了圆明园和宣武门天主堂(今称南堂)。第10首是：“圆明园抱玉河湾，晻画楼台水木间。闻说天津兵火后，翠花不复到青山”。阮氏为这首诗做了注释：圆明园在京城西四十里，雍正初年建，四译馆的人讲“此地虽无土木金碧之美，而修然有山水之胜，列帝数岁临幸”，自辛酉年(1861)“西人闯入”，池沼、宫殿被毁，现在仍未修复！对于天主堂，他写道：“天主堂开译馆东，当年历法召西戎。近闻和好删新约，要见王师不战功”，而且做了注释：“内务府四译馆东数十步有天主堂，或云自康熙年间用洋人南怀仁、汤若望等参订历法，遂敕于京师建天主堂，凡数处。咸丰末年和约，近闻中国已向他删改，诸领事等方寄回。西方诸国阅定所约何款，事秘，不得知，亦未知将来如何究竟也”。(17)他还专门记下：“使馆之东，隔数店有洋人屋，屋上作十字架形，不知洋人驻此多少”，并感叹“中国自与洋约和以后，气挫势屈，虽京师根本重地，他亦杂处，不能禁”。(18) 此外，越南使者在北京还关心朝鲜遭受列强入侵的情况，并反思越南、朝鲜抗击列强侵略的得失。1869年3月19日(二月初七日)，阮思僴秘密致函朝鲜使臣，询问“洋船曾否来扰”。朝鲜使臣回答说：丙寅(1866)秋，“洋船来侵，随机捍御”，使他们“不能肆毒，自此以后渠反畏缩”。阮思僴又问“捍御之道”，朝鲜使臣告诉他：“制敌之道，以其国之伎俩临辰外变，要在当场用。”阮氏为此感叹：大盖“洋人”最初侵扰朝鲜时，让他们“未可大得志，故暂退”，越南“未与洋约和之前”，列强“屡来屡去”，属于类似情形。(19) 第二，朝贡期间是中国与越南互相了解国情的重要机会，但越南使者并未主动报告本国遭受法国等西方列强侵略的情况，甚至在中国官员询问时故意隐瞒有关情况。 在华期间，黎峻、阮思僴、黄竝多次与中国官员接触，甚至长时间“笔谈”，涉及内容很多。其中，1869年5月28日(同治八年四月十七日)，黎峻、阮思僴、黄竝在保定拜会直隶总督曾国藩，曾氏“与之笔谈”，陈兰彬、萧世本、薛福成、吴汝纶等前往拜会，笔谈很长时间。阮思僴在《燕轺笔录》中记述：曾氏“问我皇上安好及年谷好否？试法、经学、诗文学如何？”使臣们“随事酬答”。曾氏又问“西洋人每往来我国否？”使臣仅仅回答说“现在通商南陲海口”。(20)对笔谈的内容，薛福成、吴汝纶都有记述，其中吴汝纶在这年3月7日“宿北河，遇越南使臣阮思僴，与之笔谈”，“问及通商事”。5月28日，他又与黎峻等笔谈，得知：一是越南“国君即位已二十年，现年四十一岁。其相臣一为武仲平，一为阮姓，名知方”；二是“考试之制与中国略同，翰林系由进士、举人升用。仕进之途有荫入监者、有由书算者，亦有捐资入宦者，不使之从政、治军”；三是“官制多用前朝之制，如直学士本朝所无，又六部尚书之下有参知，位在侍郎上；不立宰相，大臣当国者二人”；四是“养兵约三十万，每岁军饷米约五六百万斛，钱银之数约与米同”；六是该“凡十三省，幅员三千里。其民食，稻米最重，闻广东多有市越南米者”；七是该国“历代皆有国史，近又开局修纂地志”。(21) 如果结合阮思僴与薛福成、吴汝纶的记述，就可看到：尽管曾国藩向越南使臣问到了“西洋人”是否与越南往来，陈兰彬等人询问了“幅员、财赋、官制、考试、风俗”和“通商”等情况，但越南使臣并未主动告知法国入侵越南一事，反而关注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特别中国与列强签约、中国人信奉“洋教”的情况。不仅如此，黎峻、阮思僴等人在回答中国其他官员询问时也采取了类似办法。1869年8月25日(己巳年七月十八日)，黎峻等在长沙拜谒湖南巡抚刘崐，刘氏向他们询问云南与越南“接界处江道”，并问“古占城、真腊地”，他们仅仅“随事应答”。(22)对此，阮思僴在《燕轺笔录》中称：刘崐是云南人，“家居澜沧江之东”，所以询问“本国富良江发源所自”。他还问了“禄柰、东埔古今地名”，黎峻等“随事酬答”。(23)刘崐所问到的“禄柰、东埔”原来的确是“古占城、真腊地”，17、18世纪时已被阮福映祖先建立的南方阮氏政权吞并，1869年时已成为法国侵占下的殖民地，黎峻等仅仅用“随事酬答”敷衍中国官员，故意隐瞒了这一事实。笔者认为，黎峻等人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因为这时阮朝尚未确定向中国求援以抗击法国，而使团的使命仅仅是进贡，也不敢主动向清王朝官吏通报法国侵略越南的情况，只能“随事酬答”。 第三，越南使者在中、越都遭到列强侵略的情况下，强调中、越、朝等国“同文”，并强调越南并非“蛮夷”，希望“同文诸国”联合抗击西方侵略。 在这次出使中国期间，阮思僴见到《粤西地舆图说》中凡是广西与越南交界地方都标着“某国某夷州、夷县界”，为此写成《辨夷说》。这篇《辨夷说》强调越南受中国文化影响近两千年，独立建国后“累世职贡，不失事大之礼，天朝盖常许为同文国之一”，因此越南与中国“同文”，不应被称为“夷”。(24)这种越南与中国、朝鲜等国“同文”的思想，使越南使者对“同文诸国”充满亲近感，也成为越南使者联合抗击列强入侵的基础，如阮思僴就在《燕台十二绝》第12首就借荆轲刺秦王的典故，抒发抗击列强的强烈愿望，诗中写道：“易水风高九陌尘，荆郎去后几经秦。只今宣武门前路，燕市谁为击筑人(洋人在燕京者，惟宣武门为多)！”(25)他感叹“燕市谁为击筑人”，又加上“洋人”在宣武门为多，显然希望有更多的“击筑人”不畏强暴、勇敢地抗击“洋人”侵略。作为遭受法国侵略的越南官员，这隐约地表达了希望中、越联合抗法的意愿。 第四，越南使者在汉口、北京等感受到了清政府不同的外交体制，对中国依然限制“同文诸国”使者过多往来、却允许西方在华设立使领馆的“双重体制”产生了隐约的不满。 1869年1月15日(戊辰年十二月初三日)，黎峻等人到达湖北，住在汉阳府。他们了解到，以前越南贡使经过湖北时公馆都设在汉口，这次安排在汉阳，是因为英、法、俄等国在汉口通商，又设了领事，湖北省官员不愿意让越南使团“居止相近，故于汉阳城中设馆”。16日，他们又提出派人到汉口“采办公货”的要求，湖北官员以“使部不可久留”为由婉言拒绝，阮思僴认为这只是托词，真正的原因是中国方面“西事受亏，恐惹外人”。(26)这年3月11日到达北京后，越南使团被安排住在正阳门附近的内务府四译馆，内务府专门发布告示，称“此次朝觐之越南国使臣等业已到京，在四译馆居住，理宜严肃”，附近军民不得在此喧哗、“擅行出入”。阮思僴从四译馆官员处得知，“洋人现居宣武门内，他习气不比同文诸国，故总管内务府大臣以日下本国本使到馆，严禁闲杂人不得擅自出入，盖为洋人也”。他还得知，“朝鲜每岁冬来朝”，朝鲜“诸君贡务完，每可相见”。3月16日，阮思僴与朝鲜使臣金有渊、南廷顺、赵秉镐相约在玉成参店见面，谈及各自历史、疆域、官制等情况。会见分开后，阮思僴感叹：朝鲜使臣“所驻会同四译馆与本国使馆相去只四、五十步，初请来馆拜会，他辞以中国法严不敢来”，才约在参店相会。可是“使馆之东，隔数店有洋人屋，屋上作十字架形，不知洋人驻此多少”。中国“自与洋约和以后，气挫势屈，虽京师根本重地，他亦杂处，不能禁”，可是担心朝鲜、越南“诸国窥其深浅、护其轻重”，所以对于越南、朝鲜使臣，“虽不显禁其往来，而每每构阂，不得如从前之宽简”，内务部的告示，与“朝鲜使之不敢来会”，都是明显的证据。(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