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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1868-1869年，黎峻、阮思僴、黄竝率使团来华朝贡，是当时中越关系、中国与邻国往来的重要事件之一。笔者认为，这次使团活动和相关记述可以提供了三个视角的思考： 第一，从朝贡使团本身的职能分析，朝贡活动兼具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及双边情报交流等多种职能。这次使团仍延续着1868年以前越南的封建王朝入贡清朝时的三个特点：一是程序、贡道、相关活动及礼仪都继承、遵循了清代的规范。无论朝贡前的申请和入关时的规范、礼仪，还是在华期间越南使者朝觐清朝“大皇帝”、呈递国书和贡物、领取颁赐物品以及与清朝官员会见时的礼仪，都反映了清代中越朝贡往来的礼仪规范。正因为朝贡有这些礼仪规范，黄枝连把以朝贡为载体、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称为“天朝礼治体系”，认为“从小农经济发展而来的礼治主义体系，即是‘汉族的文明’及由其组成的中华传统的主要精神及内容了”。(28)费正清、赖肖尔也认为，“中国统治者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宗藩关系表现出传统的‘文化主义’”，“简言之，把外国的统治者纳入尊卑关系以及按礼仪这样做，仅仅是把中国统治者企图在国内保持的儒家社会制度在外部世界的延伸”。(29)笔者认为这些认识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中国历代封建者推崇儒家经典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30)的观点，既适用于个人修养，也可扩大为社会、政治生活的理念、原则。这些礼仪又体现着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当越南使者庄重地向嗣德帝、朝顺化方向行“望拜礼”时，在中国境内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和向总督、巡抚行“一跪三叩”时，这些礼仪反映着越南对清王朝的臣属地位，即清王朝是“天朝”、“上国”，越南是“仰荷天朝封殖，预列职方”的“属国”。二是越南使团朝贡承载着两国经济、文化往来的职能。无论是由贡物、赏赐构成的“朝贡贸易”，还是使团在华销售“公物”、购买中国商品的采购行为，都是当时两国经济往来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使团成员与中国官员的诗文唱和，还是他们与中国文人间互赠文集、题字、楹联等活动，都使朝贡活动成为中、越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而且这种文化交流还扩大到了越南、朝鲜使者之间，增进了中、越、朝“同文”的认同感。三是越南使团承担交流包括军事信息在内双方情况的职能。越南使者在华期间与中国地方官员交流了各自国家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的信息，其中就包括清军北部协助镇压天地会武装吴亚终等部的情况。基于此三点，笔者认为朝贡使团是中、越间的重大政治、外交活动，又附带着促进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职能，如果把它仅仅视为政治、外交活动，或者仅仅看到单纯以贸易为目的的“朝贡贸易”活动，都很难全面地反映朝贡活动的真实面貌。正是通过朝贡，清代的中国与邻国越南、朝鲜、琉球等国建立起了东亚的国际秩序。在清代官方文献中，各个时期对“朝贡之国”、“互市之国”有不同的记载，到了1899年《大清会典》有了清晰的区别，即“凡四裔朝贡之国，曰朝鲜，曰琉球，曰越南，曰南掌，曰暹罗，曰苏禄，曰缅甸，余国则通互市焉”。(31)如果说康熙、乾隆时代还有可能把荷兰、英吉利等国看成“四裔朝贡之国”，此时清王朝的“属国体系”在列强入侵的冲击下基本崩溃，清朝已经较为清醒地区别“朝贡国”、“互市之国”。上述7个国家中有5个是东南亚国家，反映了清代中国与东南亚邻国往来的基本事实，即中国君主对这些“属国”君主进行册封，“属国”向“上邦”定期朝贡，都是双方政治、外交往来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一系列的礼仪规范体现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又通过“朝贡贸易”建立起双边的官方经贸往来体制，通过文化交流形成一定程度的“文化认同”。这些政治、外交、经济、文化交往既在清代的汉文文献中有诸多的记载，又在朝鲜、琉球、越南的汉文文献中有反映，比如越南、朝鲜使者的“燕行日记”、诗文集和琉球的文献都是非常重要的材料。当然，“朝贡制度”和相关活动也有其目标，主要是在战略上实现中国封建王朝“守在四夷”、维护国家安全和巩固国防。到了19世纪中期列强入侵时这一战略已经无法实现，如果说“朝贡制度”不能给中国带来安全保障，再加上中国统治者的“厚往薄来”原则也无法使“朝贡制度”给中国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因此从能否获利的角度看，“属国体系”在效果上有“虚”的一面。但是，这种“虚”不能否认“属国”向中国封建王朝朝贡的活动发生过，属国的“朝贡制度”在历史时期存在过的“实”。如果因为效果上的“虚”就认为“所谓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一厢情愿的中国文献演绎出来的传统东亚国际关系体系”，(32)恐怕有以效果的“虚”掩盖“朝贡体系”存在的“实”之嫌。因为中国、朝鲜、越南、琉球的文献中都反映过“东亚国际关系体系”曾经存在的大量记载，“属国”的求封、朝觐、进贡和清朝相对应的册封、“赏赐”等活动都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同时，安南后黎朝时期自称“大越”，阮朝时期自称“南国”，把邻近的南掌、万象、真腊、寮国(今分属老挝、柬埔寨)及火舍等看成“夷”，迫使其向阮朝“朝贡”，力图在中南半岛建立起了自己的“国际体系”。这也从侧面表明历史上越南的封建王朝认为“朝贡制度”是可以仿效的制度。 第二，在延续、传承清代朝贡一般特征的同时，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1868-1869年黎峻使团的朝贡又有很多新特点，特别是越南使者关注中国、朝鲜遭受列强侵略的情况，注意到清朝对于“同文诸国”和“洋人”不同的外交体制，强调中、越、朝“同文”，隐约地希望能够找到抵抗外国侵略的办法。由于他们不敢向中国方面透露法国侵略越南的情况，中、越两国对各自国家情况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中国与法国交涉越南问题时的被动。 1869年，阮朝尚未确定联华抗法政策，黎峻等使臣不敢主动通报法国侵越的情况，甚至故意回避、隐瞒有关事实。10年后，面对法国的步步紧逼，1879年嗣德帝向清朝上疏求援，称“臣国世受栽植，永作藩篱，虔供职贡，终始一心。从前中国乂安，臣国幸亦无事，自咸丰年间，上国偶遭多故，臣国孤立，以致已失南陲六省土地，兵财渐形贫弱”。(33)他明确表达了加强两国关系、联手抗击法国侵略的意向。为援助越南，清政府向法、英等国强调中、越之间“上邦—属国”的关系，同时与越南协调行动。1883年3月，由于中方的协调，阮朝派范慎遹、阮述到天津，计划参加中、法、越三方会商，24日李鸿章接见他们时就责问越南为何不向中国报告法国侵略和越南被迫签约的情况。这是因为早在1869年8月6日(己巳年六月二十九日)，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就接见过越南使臣黎峻等人，询问越南“年谷及幅员、兵象之数”，黎峻等只是“随事应答”(34)。李鸿章对于越方隐瞒情况导致交涉被动非常不满，范慎遹、阮述只能“曲折辩明，仍请中朝代为伸理，妥为筹办”。(35) 同时，阮思僴注意到了1869年清朝对待列强和越南、朝鲜等“属国”不同的外交体制，1881年越南也提出仿西方体制的相关要求。这年2月间，清朝特派招商局官员唐廷庚和盐运大使马复贲前往顺化，以商办运粮事宜为名联络抗法事宜。阮朝派陈俶讱、阮文祥与他们会谈，阮文祥还提出三项要求：派驻使节常驻北京，“若有何事得于总理衙门控诉”；设领事馆于广东，“以便来往商卖，通报信息，因与诸国交游，得以通达情意”；派人搭乘中国轮船往来各国“探学”。(36)这些要求既有仿效西方近代外交体制的意识，又有利于加强中、越联系，从机制方面增强联合抗法的能力，力求得到更多的国际支持，提高越南的国际地位，以抗法自存。1884年，法国侵略者迫使越南签订二次《顺化条约》，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越南希望与中国参照西方近代外交体制发展关系的设想无法实现了。 第三，中国与越南、朝鲜等国通过文化交流形成“同文诸国”之间的“文化认同”，形成了“汉文圈”的“文化边界”。(37)这种认同是在千百年间中国与邻国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在19世纪60年末又得到延续和巩固，越南、朝鲜、琉球等“朝贡之国”的朝贡使臣不自觉地把彼此视为“同文之国”，在华朝贡期间的诗文唱和，而且相互关注。比如1869年3月，越南使团到达北京后，朝鲜使臣赵秉镐就“投柬相问”，阮思僴还向四译馆官员询问朝鲜使臣情况，并问“琉球使部何日到京？”(38)阮思僴在北京期间强调中国、越南、朝鲜“同文”，隐约地表达了联合起来抗击西方侵略的意愿。这一思想到1883年阮述来华时就更加清晰了，他同样强调越南与中国、日本“同文”，对曾根啸云倡导建立“兴亚会”更感欣慰，希望中、越、日等国联合抵制西方侵略。这种基于“文化认同”而联合抵制列强侵略的意识，对后来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 注释： ①学界论及古代中国与邻国关系时使用的概念非常多，如“华夷秩序”、“朝贡体系”、“宗藩体系”、“藩属体系”、“属国体系”、“封贡体系”等等，本人学力有限，暂不展开讨论。本文中清代东亚“国际关系体系”、“国际秩序”都是指当时中国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在内的国际关系体系。 ②《清穆宗实录》卷229，同治七年四月甲午。 ③《清穆宗实录》卷252，同治八年二月癸卯。 ④[越南]黎峻、阮思僴、黄竝：《如清日记》，第4—7页，越南汉喃研究院藏钞本，编号A102，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18)，以下简称《集成》(18)]，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9—86页。 ⑤[越南]黎峻、阮思僴、黄竝：《如清日记》，第2—4页，《集成》(18)，第75—79页。 ⑥详见拙著：《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3—105页。从镇南关到北京的途中，黎峻使团经过广西、湖南、湖北、河南、直隶五省52个府、州、县，《如清日记》中对具体的礼仪、活动有详细记载，以后将专文探讨。 ⑦[越南]阮思僴：《燕轺笔录》，第84—86页，越南汉喃研究院藏钞本，编号A852，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19)，以下简称《集成》(19)]，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177页。 ⑧《大南实录》正编第2纪，卷218。 ⑨[越南]阮思僴：《燕轺笔录》，第66—67页，《集成》(19)，第137—140页。 ⑩刘玉珺：《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4—363页。 (11)[越南]阮思僴：《燕轺笔录》，第115—117页，《集成》(19)，第236—239页。 (12)按：张桓侯庙即三国时蜀国大将张飞的庙，在今河北省涿州市。 (13)薛福成：《薛福成日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14)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卷7《外事》，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66)，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7—528页。 (15)《大南实录》正编第2纪，卷212，第32—33页。 (16)[越南]阮思僴：《燕轺笔录》，第66—69页，《集成》(19)，第137—144页。 (17)[越南]阮思僴：《燕轺诗文集·燕轺诗草》卷下，第14—15页，越南汉喃研究院藏钞本，编号A199，《集成》(20)，第124—125页。 (18)[越南]阮思僴：《燕轺笔录》，第89—90页，《集成》(19)，第183—185页。 (19)[越南]阮思僴：《燕轺笔录》，第91—92页，《集成》(19)，第188—189页。 (20)[越南]阮思僴：《燕轺笔录》，第115—117页，《集成》(19)，第236—239页。 (21)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卷7《外事》，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66)，第527—528页。 (22)[越南]黎峻、阮思僴、黄竝：《如清日记》，第89页，《集成》(18)，第249—250页。 (23)[越南]阮思僴：《燕轺笔录》，第131—132页，《集成》(19)，第268—269页。 (24)拙文：《清代中国与邻国“疆界观”的碰撞、交融刍议——以中国、越南、朝鲜等国的“疆界观”及影响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 (25)[越南]阮思僴：《燕轺诗文集·燕轺诗草》卷下，第15页，《集成》(20)，第125—126页。 (26)[越南]阮思僴：《燕轺笔录》，第66—67页，《集成》(19)，第137—140页。 (27)[越南]阮思僴：《燕轺笔录》，第86—90页，《集成》(19)，第177—185页。 (28)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9)[美]费正清、赖肖尔著，陈仲丹等译：《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30)《论语》第12《颜渊》。 (31)《光绪会典》卷26，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49页。 (32)庄国土：《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中国古代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南海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 (33)黄国安等编：《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 (34)[越南]黎峻、阮思僴、黄竝：《如清日记》，第86—87页，《集成》(18)，第243—245页。 (35)[越南]阮述著、陈荆和编注：《往津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 (36)《大南实录》正编第4纪，卷66。 (37)参见拙文：《清代中国与邻国“疆界观”的碰撞、交融刍议——以中国、越南、朝鲜等国的“疆界观”及影响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 (38)[越南]阮思僴：《燕轺笔录》，第86页，《集成》(19)，第17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