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很多人注意到西方学者已经重视图像史料的作用，如德国思想家罗伊森(J·G·Droysen)已经认识到：“只有当历史学家真正开始认识到视觉艺术也属于历史材料，并能有系统地运用它们，他才能更加深入地调查研究以往发生的事件，才能把他建立一个更加稳固的基础上。”⑥彼德·伯克《图像证史》一书更是讲述了大量西方学者关于图像学理论的讨论和相关的研究个案。其实，我们国家的图谱之学源远流长，一般可从遥远的河洛图谈起，以后这些方面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一些思想。早在《华阳国志》中就记载了我国最早的图经《巴郡图经》，以后图经这种表述体裁成为几个时代的重要文献。所以，一般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地学文献发展史中曾有一个“图经时代”，就是汉晋南北朝唐宋时期，《图经》成为我们地学重要的文献体裁。在这个时代，图像与文字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图像同时有传情达义、佐证文字、直观愉悦的三大功能，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插图。早在宋代就有了“左图右书”、“左图右史”的话语。所以，古人书写胸臆往往是说“左图右史，吟风吟月”，⑦或“左图右史，朝吟夕讽”。⑧宋人的话语间好像对图像的功用十分重视，如《玉海》卷47引《绍兴通志》称“所古之学者，左图右书，即图以求易，即书而求难”。特别是宋代郑樵对此感悟颇多，在其《通志》总序称：“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在卷72《索象》又称：“宋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夫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在卷72《原学》条也认为“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由是益知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 宋代以后，中国古代文献中文字的气场越来越大，图像的重要性相对式弱。唐宋以来中国思想文化越来越深邃宏大，在人们的意识中，图像能表达人思想的深度和准确性大大削弱。特别是深邃的义理之学已经使图像感到有明显的“图不达义”之感。不错，当人们思想积累到一定的深度以后，图像单独表达的准确性大大削弱，近古以来语言文字越来越丰富，使人们运用文字表达深邃思想更为丰富和准确。在某种程度上讲，在一定时期内图像可能成为了幼儿识读的玩偶，而文字往往才是成人传魂的游戏。所以近代以来图像成为附属的插图，往往只有了直观愉悦的功能。先秦中国语言文字的简明短促多义晦涩与近古的文字的相对丰富多彩准确相对相关，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图像的功能和地位。同时，与印刷术有关的是图像这种依靠雕版技术的表现方式，图版的保存流传相对较为困难，所以才有《元和郡县图志》演变成《元和郡县志》这种图像丧失的现象。 彼德·伯克谈到西方历史上在图像上出现过两次革命，一次被认为是15世纪至16世纪的印刷图像的出现，一次是19世纪20年代的摄影技术的出现。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早在9世纪就出现了雕版印刷品，10世纪以后印刷图像就较为普遍了。不过中国的摄影技术是从西方传入，普及的时间相对就较晚了。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某些领域图像表达的内容比文字更直观、准确，古人的认知一直相沿不变，如地图表现的地理方位、图画和照片表达的人像、器物和景观，远比文字更适合，所以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2：“若论衣服、车舆、士风、人物，年代各异，南北有殊，观画之宜，在乎详审。”这里谈的是器物风土。明代章潢《图书编》卷16《天道总叙》：“臣旧作图谱志，谓天下之大学术者，十有六皆在图谱，无图有书不可用者，天文是其一也。”这里谈到的是天文对图谱的依赖。其实就今天来看，应该说在许多时候图像有文字所没有表达过的空间和领域，也有在同一空间内比文字隐含更多信息量的地方，才更应该是我们重视图像史料的出发点。应注意到彼德·伯克在《图像证史》中引用库尔特·塔科尔斯基的话“一幅画所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但我们要说的是并非所有的千言万语都是有用的史料，有的话是废话，有的话是重复的话，有的话是新的话语。有的学者总结出图像证史的作用有四点，一是在证史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是印证文字史料的作用，一是弥补文字史料不足的作用，一是提供思考的切入点。⑨实际上图像的千言万语的功能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千语万言的利用的差别只有在运用实践中才会有体会。 应该说这些年在研究历史地理学和交通技术史上真正感受到历史图像的价值。如清代乾隆年间金沙江下游如此险恶的水道真的能通行船只吗？应该是何种船？后来知道清代利用金沙江航道运铜时，面对金沙江这样湍急的河道，使用的是一种叫“鱼秋船”的船，在《清实录》和《清代巴县档案中》大量有关鱼秋船的记载，但鱼秋船的船形何样，从无记载，也正是在《乾隆金沙江图》上描制了大量像泥鱼秋一样两头翘的运输船，为复原鱼秋船找到了根据。 很多年以前，我曾在邓少琴编的《四川省内河航运史志》上册32页上发现这样记载：“昔在会泽以下，曾有运铜航行宜宾之事，但须经过‘滚乾箱’、‘吊神船’种种方法过滩，辗转盘驳。”估计这是邓先生在民国时在金沙江做田野调查从前人口述中传下来的方法，但以前并没有任何文献记载，这里的“滚乾箱”、“吊神船”是何种方法并不清楚。后来我们发现在清代《张允随奏稿》中曾谈到“以前运送兵米船只过此，或用旱厢，或架台杆，仍多用竹  将船捆定拉过，时有磕损”，⑩有了一点粗略的认知，仍然不知具体的方法。多年以后，在仔细研究了海外版的乾隆《金沙江图》后，发现乾隆《金沙江图》多处描绘在滩险边用木搭成的船路，纤夫有的从岩边用绳索强抬升木船，有的在前面拉船前进。这是一种特殊、罕见的盘滩场面，这种过滩的方式是与川江上盘滩不需用木修船路而仅在船前方用纤夫拉是不同的。这种场景不仅使我们相信历史上金沙江通航的事实，而且也使我们感叹古人的聪明与艰辛。(11)原来，用木材在水中滩险处搭成旱厢船路，让空船从中滑过就是“滚乾箱”，而纤夫从岩边用绳索强抬升木船以减少磨擦以配合前面拉船的纤夫就是“吊神船”。如果没有乾隆《金沙江图》的图像表现，可能至今也没有人能准确破解这里的“滚乾箱”和“吊神船”。 《金沙江图》中的“滚干箱”、“吊神船” 关于明清时期皇木采办的记载文献相当分散，散见于地方志、档案、文书、实录、笔记之中，以前完全是依靠文字记载去复原皇木采办，不过由于作为一个古代转运工程来说，从道路状况、运输工具、运输方式这些景观场景大多没有文字记载而缺失，故留下众多疑问。有的转运工程即使有记载，但景观场景再现文字的精准性自然远远在图像之下。 如文献记载转运皇木要“找箱”、“搭箱”，或建立“溜子”，何谓找箱？文献中只记载用木铺设的运输大木的道路，一般是用两列杉木平铺形成，但究竟何样，并无详说。后来发现这种厢路在20世纪30年代川西林区仍在普遍使用，民国时孙明经在川西考察时就拍摄到这种场景；而20世纪80年代在川西金口河林区有的地方也在使用这种方法运木，留有一张珍贵的照片，使对这种运输方式才有准确全面的认知。又文献记载皇木采办要将大木“空鼻”，何谓空鼻，从文献中只知是在树上挖孔以利拖运，形式不详。但从《万历版画录》中的《采木之图》和《运木之图》打孔、拖运形象，对“空鼻”有了准确的认知。在四川汉源县水井沟发现明代皇木采办的实木后，正是依据“找箱”图像和无鼻孔这一点断定为皇木残木或箱木遗木。  20世纪30年代川西地区的箱路  20世纪80年代的金口河箱路  《万历版画录》的采木、运木图 中国环境史研究中普遍有一种“今不如昔”的潜意识，古代哪怕碎言片语的林木描述都成为昔日山川秀美的臆想。记得年幼时长辈一说起过去环境，说者听众总是油然而生对过去深林茂树一望无际的感怀，但实际是怎样的情况呢？从文献记载中很难有全面准确的认知，但是清末西方人的镜头使我们了解清代中国的环境状况有了深入直观的认知。将西方人拍摄的湖北西陵峡天柱峰、秭归县城、贵州威宁石门坎、川南凌霄山、川西都江堰附近山地与今天同一机位拍摄比较后发现，至少清代后期长江上游城镇和重要交通沿线两边的植被并不是山川秀美，在许多城镇附近的植被状况远不如现在。但是将清末威尔逊拍摄的有关清末汤溪河河谷、巫山巴东兴山交界、泸定化林坪一带的植被与今天比较又会发现植被情况远比现代好，显现清后期水源林地区的植被比现在好的状况。得出这样的研究结论，照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2) 应该看到，中国古代有相当丰富的图像史料，从汉代以来的画像石、画像砖开始，晋朝的《女史箴图》、南朝的《职贡图》，隋唐时期的《步辇图》《历代帝王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皇会图》《明皇幸蜀图》，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宋代《迎銮图》、《文姬归汉图》到《清明上河图》《武经总要》《梦溪笔谈》《耕作图》《证类本草》《蚕织图》《耕作图》《诸夷职供图》，元代《职贡图》《狩猎人物图》、元版《清明上河图》《农书》，明代的《三才图绘》《图书编》《本草纲目》《农政全书》《救荒本草》《便民图纂》明版《清明上河图》，清代的《山海经图》《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康熙六旬万寿图》《盛世滋生图》《制瓷图典》《自流井风物图说》《授时通考图》《台湾山内番地风俗图册》《台湾山内番地土产图册》《皇清职贡图》《成都通览》《点石斋画报》等，其他如明清方志的八景、十景图、清代的耕织图、制茶图、棉花图、滇南盐井图、黔苗滇夷图、广州十二行图等，举不胜举。 尤为可喜的是，近代郑振铎编辑了五卷《中国版画史图录》和《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建国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又编辑出版了《中国古代版画资料丛刊》，出版了正编、二编，周心慧主编了《新编中国版画史图录》，中国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日本东京大学《中国绘画总合图录》正编和续编更是将海外的中国绘画收集全面。其他分类分时代的版画、绘画集更是众多，如王潮生编的《中国古代耕织图》、云南大学图书馆编的《清代黔苗滇夷图谱》等，这些图像汇编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更多更系统的图像史料。清末，西方人将摄影技术传入中国，许多清代末年有关中国自然、人文的照片更成为研究中国晚清时期历史的重要图像史料，如近来欧阳允斌主编的《近世中国影像资料》、冯克力主编的连续出版物《老照片》都是重要的图像史料。近代西方人编绘的中国画片也有十分明显的纪实价值，如黄时鉴编的《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及日本东洋文库中存的白描中国风景画等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网络上一些老旧照片网站、照片储存平台也有大量中国图像史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