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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庆码头正一道士与社区民众生活 “在社会组织结构当中，超越家族系统、社会和经济群体存在着更大的社会单元——地域性的社区。以社会和经济组织为例，宗教在传统中国社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各个不同地区，公共性事务在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庙会、在公共危机时举行的宗教仪式，以及节日场合的集体庆典。在中国，任何一个社区都有一个或多个地方保护神，作为集体的象征，对这些神灵的崇拜仪式成为社区宗教生活的中心。……在这些公共事务中，宗教的基本功能就是能提供一个可以超越经济利益、阶级地位和社会背景的集体象征，以便为形成民众对社区的凝聚力创造条件。因而，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们可以在共同立场上，接受同样的民间信仰。无论是什么样的公共宗教仪式场合，也无论是举行庙会、求雨或是庆祝某一公众的节日，宗教都起到了共同信仰象征的作用。在宗教的引导下，人们打破了平日各自的生活界限，完全投入到社区活动中”[34]86。作为一个移民社区，宝庆人生性倔强淳朴，待人真诚豪爽，他们继承和保留了原居住地的民风习俗、宗教信仰，而维系他们精神领域的是历经年岁持久不衰的道教信仰、宗教慰藉和传统习俗。至今住在汉口下板、沿河、宝庆三个社区的宝庆藉居民约十万人中，大部分信仰道教，参加各种道教宗教活动，红白事皆行道教科仪斋醮活动，生活中与道教结下不解之缘。 “社区宗教集会是定期或不定期的。面向大众定期的宗教活动每年周期性地举行，经常是在某些神的生日或有关神明的其他纪念日。第二种是在社区面临危机而举行的宗教仪式，比如久旱不雨或突发疫病”[34]91。民国年间宝庆社区道士们大型的法事有寿醮、太平醮、火醮、清火醮、求雨醮、求晴醮、雷醮、罗天大醮、都猖愿、玉皇醮等，均为阳醮。 汉口“襟江汉汇流，经途八达”的地理位置无疑是它赖以兴起的基础，但恰恰也是这样的地理位置为它埋下了被水灾困扰的隐患。汉口形成后，地势低洼，“汉水经其南，湖水绕其北，大江横其东”，“每值夏秋水涨，四面巨浸”[35]74，汉口市镇的扩展只能在地势较高的有限地区，直到崇祯八年(1635)“袁公堤”的修建才基本解决了该区湖水南侵的问题，商业和市镇得以迅速发展。与快速的经济发展相比，汉口的堤防水利建设明显处于滞后状态，明清两代，汉口足以载入史册的水利工程仅袁公堤、张公堤，即使素为人称道的袁公堤也“岁加修筑，终未完固，水势若虐，即虑汛溢云”[35]74。由明至清几百年间，汉口始终没有摆脱水患的困扰。由于汉口市镇完全是在商人的自由竞争中形成和逐步扩大的，市区建设毫无规划可言(晚清外国租界除外)，市廛密集，又有竹篱茅棚错杂其间，因此每当火灾发生，极易蔓延到更大的区域，形成更大的灾情。正如王葆心所言：“汉口市廛始盛于明，其火灾之多且巨亦肇于明。”[36]17他在列举了明万历至清乾隆的十几次火灾后说：“至近百年，则无论乱世平世，火灾已成恒事，有不胜其胪举者。”[36]209⑨范锴《汉口丛谈》卷4亦云：“汉口居人稠密，二水奔湍，祝融风涛，其灾非他处可比。”处于汉口低洼地带、类似棚户区的宝庆码头自然难逃水火灾的袭击。道士们的主要醮仪与此相关，另外宝庆码头大宗商品是煤炭，每当运煤船靠岸后，都要请道士打醮，即清火醮。 道士们服务社区居民很重要的方式还有阴醮就是超度亡灵。明清时期，僧道普遍介入民间丧事活动，丧葬仪式中“延僧诵经”成为必不可少的民俗项目，明人已将“礼不循而徒作佛事”视为葬俗“三惑”之一[37]302，[38]277。新化为梅山文化发祥地，当地民风深受巫教(梅山教)和道教影响，对死后丧事尤为重视，视死如生。县民如有丧事，一律由道士全权主持丧仪，挂道教神像，行符箓，超度亡灵，不论城乡，几乎家家如此。超度追荐成为道士们的主要活计。 道士们的活动多是应宝庆社区、汉口其他地区的居民及鹦鹉洲居民(主要是湖南人)要求进行。如果有施主要求进行大型法事活动，人手不够的话，会请新化的道士来帮忙，但活动结束，新化的道士就立即回去。在做法事时，唱腔是新化腔⑩。 宝庆道士还通过会馆对社区民众生活产生影响。由于宝庆会馆的资料无存，道士在其中的活动已无法明了。但我们知道，会馆是通过“答神庥、笃乡谊、萃善举”等手段来发挥内部整合功能的。会馆把神明崇拜放在首位，是因为会馆神灵成为人们“联其情而洽其意”的联系纽带。在神灵崇拜的旗帜下，才有了会馆的合乐、义举、公约等整合途径[16]309～310。从同治《汀龙会馆志》的记载来看，从正月初五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会馆要举行26次神祭活动。如此频繁的神祭活动，不可能没有神职人员的参与。所以在有些会馆中常驻有僧道人士，协助处理会馆的日常事务，如河南赊旗山陕会馆就有道坊院，其中有以道士身份专门看护庭院及接待各级官员的办事人员(11)。作为道教崇拜十分兴盛的宝庆，其会馆的神灵祭祀、彭公祠的祭拜仪式当离不开道士的参与是可以肯定的。 宝庆道士还有一个重要活动，即每年农历八月率领湖南籍的香客去衡山——南岳朝山，烧香还愿。这种习俗一直沿袭下来。 朝南岳是湖南湘资(湘江和资江)流域极为重要的民间风俗，宝庆府也不例外。“八月朔至望多诣岳、平顶及余湖山白云岩供佛”[39]。岳，即南岳。汉口的宝庆人称朝南岳为“朝圣帝爷爷”。圣帝即衡山山神祝融火神，相传其死后葬在南岳。南岳既是历代儒、佛、道的活动中心，也是原始宗教——对南岳山神崇拜的圣地。在宗教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民风民俗——元旦朝圣、庙会、八月香火等带有本地独特的风格和特征[40]。其中，八月香火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宗教活动。八月香火从农历七月十五日开始到九月下旬结束，历时两个多月，产生三个高潮：七月十五中元节、八月初一圣帝诞辰日、九月九日登高节。 南岳朝香起于何时，已难确知，不过至迟至宋代湘中已很盛行[41]98，历经元明清至今不变。胡遐之《南岳庙会散记》载民国年间，每年进香的人达数十万，现代进香每年总人数在二百多万，仅南岳大庙的门票收入每年都在四百万元以上[40]。南岳朝香者有固定的服饰装束和“进香歌”。宝庆社区的香客们清一色的头扎红巾，身穿青衣，衣服的边缘用红色的，表示父母双亲有一个或两个已经去世。他们胸前带一个红肚兜香袋，兜上绣有“南岳进香”四个大字；在朝圣的路上，他们人手持一炷香，带有一条小凳，一路高唱进香歌。这些充满民风情调的《进香歌》，由道士领唱，众人和之，一直唱到大庙正殿。 民国年间，宝庆码头的香客一般乘船，从水路至衡阳，来回时间少则半月，长则一个月，一般二十多天，行程由道士统一安排。宝庆社区道士各有各的香客团体，多的带有一二百人，少的也有几十人。每年宝庆码头朝南岳的香客多则四五百人，少则一百多人。信众将全部费用(包括路费、吃住及进香费用)交给带队的道士，由道士全权安排。进香一般在农历八月初起程，约在初六日到达南岳山下。初七日在南岳大殿烧过香后就上山朝拜。初八日下午返程。 南岳进香有一种独特而常用的焚化品——香包，它是由祭祀演化而来的一种民俗，即把敬奉给庙宇佛像、菩萨、神仙等敬烧的纸钱分别制作成不同的香包，香包内有纸钱、檀香等，上面分别标有佛像、菩萨、神仙的名称以及敬供者自己填写的姓名、籍贯、祈求保佑的事项和时间等。据说这样便于神灵查收。宝庆社区香客的香包由宝庆道士准备，共十二个，其中大的四包，一包供献给衡山主峰祝融峰上的祝融庙，这是衡山的制高点；另外一处是山下的南岳大庙，这是历代皇帝派专使祭祀之地；一包在启程前“烧信香”，另一包供奉于香客的香案上，待回家后烧(香客的家人在香客朝香期间，须素食)。八个小香包则在八个小庙香炉中焚烧。在进香之前的一个多月，进香客将要进香的信息及愿望连同进香费用交给道士，由道士手工制作，香包制作完成后，由道士手书相关信息于其上，进香时指导香客焚化。一路上还有不同的禁忌：还愿香的，过去路上不吃东西，可喝水、喝茶，旁人可以给他水果吃，但自己不能带，也不允许沾烟火。这种仪式现在没有了。拜香的上路后就吃斋，从山下开始，30里山路，三四步一拜，小小凳子上插好一炷香(12)。其他进香的程序与各地大致相同。 朝山进香，在明清以来是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风俗，对某座山岳的共同崇拜，反映了一种文化上的认同。信士亲自赴南岳衡山烧香许愿、还愿，在湖南特别是湘中、湘南很有特点的民俗，这也是显示湘资流域与沅水流域民间信仰地域差异的重要指标[41]97～115。宝庆府是南岳进香的核心区域，不管宝庆人身处何方，南岳的“圣帝爷爷”都是他们共同信仰，南岳进香也是维系他们社区意识重要的信仰活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