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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乘郡置年考 通过以上考释可以看出，明确西汉存在“郡国更置引发侯国迁徙”的规律，一些文献记载中看似无法理解的侯国地望，便可得到合理的解释。不过，掌握这一规律的意义不仅仅是可以用来探寻个别侯国迁徙的线索，它还可帮助我们解决西汉政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对千乘郡始置年代的判断，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千乘郡，《汉志》自注“高帝置”。《汉志》的这一说法未引起人们的怀疑。直到清末王国维作《汉郡考》才指出千乘郡并非高帝所置。其考证曰： 《史记·诸侯王表》：“文帝十五年，分齐为胶西国，都苑。”徐广曰：“乐安有苑县。”按《汉志》齐地无苑县，据《水经·瓠子河注》所引，则作“高苑”。高苑，千乘县也……是汉初千乘之地属于胶西，不得有千乘郡也。(46) 至于千乘郡的始置年代，王国维以为在景帝三年平定七国叛乱之时，故谓：“是岁，七国反，既平其地，又以其余威削诸侯，于是始得平原、千乘、济南、北海、东莱之地于齐。”王国维不盲从《汉志》本注的说法，见地极高，但立论却有问题。谭其骧先生已有考辨：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齐分胶西，都宛。《集解》徐广曰：乐安有宛县。《水经·瓠子河注》引《史记》徐广皆作高苑……窃谓史公原文亦当作高密，其后讹密为苑，徐广、郦元所见本是也。更其后又讹苑为宛，脱去高字，则今本是也。夫高苑于《汉志》为千乘属县(东汉更千乘名乐安)，地处淄、济之间，去胶西亦已远矣，且中隔齐、菑川二国，二国与胶西同日俱立，使胶西都于高苑，则二国何以为国?王国维《汉郡考》不审其谬，且据以为汉初千乘地属胶西之证，疏矣。(47) 谭先生所论极是，兹不赘言。王国维有关千乘郡析置于胶西国的论说并不成立。关于千乘郡的由来，谭先生的看法是： 汉初千乘之地自当属齐。盖自文帝析齐郡为齐、菑川二国，齐但有故郡之西半。而《三王世家》武帝立子闳为齐王，犹曰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故知齐兼有《汉志》千乘十五县之地也。(48) 谭先生以为千乘郡乃分齐郡地置，而且直到元狩六年武帝分封皇子闳时仍无千乘郡。 周振鹤先生则依据《汉书·卜式传》判定千乘郡始置于元封元年(前110)： 元鼎中，南越吕嘉反，卜式上书曰：“臣愿与子男及临淄习弩、博昌习船者，请行死之。”博昌《汉志》属千乘郡，时卜式为齐相，是怀王齐国有千乘之地，然时尚未分置千乘郡。元封元年，齐王薨无后，齐国除，分为齐、千乘二郡。(49) 周先生言之有据，所论精当。但若将侯国分布纳入考虑范畴，则千乘郡始置于元封元年的看法便出现了问题。元朔四年，汉武帝分封故齐孝王十子为列侯，其中刘燕为被阳侯、刘忠为繁安侯(50)。检《汉志》，被阳、繁安属千乘郡。今据谭先生和周先生的看法，元朔年间千乘郡尚未从齐郡中析置，故被阳、繁安两侯国当处齐郡境内。元狩六年，武帝封皇子闳为齐王，更齐郡为王国。遵循“郡国更置引发侯国迁徙”的规律，被阳、繁安两侯国当与前叙临朐、平度、宜成三侯国一并从齐国迁出。(见图一)但《汉志》千乘郡之被阳、繁安下皆注“侯国”，说明两侯国直到元延三年仍然留在原地，从未发生迁徙。如此一来，则元狩六年至元封元年之间，齐国境内势必辖有侯国，这显然与“王国不辖侯国”定制相违。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元狩六年分封齐国时已经存在千乘郡，因千乘郡地不属齐国，故两侯国不必迁出，而仍然留在原地。如此则可明确，千乘郡的设置不可能晚于元狩六年，元狩六年当为千乘郡置年下限。 前面提到，谭先生认为元狩六年之时尚无千乘郡。其实，谭先生的看法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所援引的史料并不可靠。《史记·三王世家》载： 闳且立为王时，其母病，武帝自临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武帝曰：“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菑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王夫人以手击头，谢曰：“幸甚。” 《三王世家》中的这条记载并非太史公原文，乃是褚先生的补叙。元、成之际的褚少孙是否清楚武帝史事，未免令人生疑。而《汉书·武五子传》便对褚少孙此语不置一词。再细考褚先生所叙，显然与史实存在出入。《史记·封禅书》曰：“其明年(元狩四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51)据此，王夫人元狩四年之前已经病故，而皇子闳受封乃是元狩六年的事情。皇子闳受封时，其母早已亡故，所谓“王夫人为子请封齐国”之事绝非信史，此当是褚少孙得自“长老好故事者”的逸闻。凭据如此史料所得出的结论，其可信度自然大大降低(52)。 至于周先生所引《卜式传》的记载，未必可作为千乘郡地元鼎年间属齐国的直接证据。博昌《汉志》属千乘郡，但《汉志》所载乃是西汉末年的政区状况。而博昌县地处千乘、齐两郡交界地带(53)，故博昌县在元鼎年间可能属齐国，而不属千乘郡。西汉两郡交界地带的县和侯国，其隶属关系常常会发生变更。除本文开篇所举瑕丘侯国外，还可举贝丘、长平为例。《汉志》贝丘属清河郡，长平属汝南郡，但居延汉简见有“东郡贝丘”(EPT56·191(53))、“魏郡贝丘”(EPT52·479)和“淮阳郡长平”(19·40)。查《中国历史地图集》，贝丘地处清河、魏、东郡三郡交界，长平地处汝南郡、淮阳国交界，显然两县隶属关系几度变更，《汉志》并不能作为判断某县隶属沿革的唯一依据。 综上所述，千乘郡应设置于元朔二年至元狩六年间，而笔者以为该郡的设置正在元狩六年齐郡改置王国之时，这可从同年所置广陵国的情况得到启发。元狩六年，皇子刘闳、刘胥同日受封为齐王、广陵王。而广陵王并非以广陵整郡受封。据《西汉政区地理》考证，元狩六年汉廷从广陵郡中析置临淮郡，以余地置广陵国(55)。依此类推，汉廷从齐郡中析置千乘郡，以余地置齐国亦在情理之中。(见图二) 在这里，笔者附带谈一下元狩六年齐王、广陵王不得整郡受封的原因。周振鹤先生曾经言及元狩年间所封广陵王仅得广陵郡部分地，可能与中央集权强化，有意削弱王国势力有关。而笔者想补充的是，二王不得整郡之地，除武帝限制王国势力之外，侯国分布可能也在考虑之中。元狩六年，齐、广陵两郡境内已分布有相当数量的侯国(56)，若两郡以整郡改置王国，势必引发大量侯国迁徙。侯国迁徙并非仅是变更封地那么简单，随之而来的还有地方行政区划的变更和一整套侯国官制系统的重建，其调整过程十分繁复。大量侯国的异地安置将带来巨大的行政成本支出，这是汉廷所难以承受的。因此切实可行的方法无疑是将汉郡重新规划，将侯国分布地区开置为新郡，而将余地组建成诸侯王国。若以上解释不误，则侯国分布也是引发西汉新郡产生的因素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