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丝茶贸易地位的互换反映着深刻的历史变迁，其中的显效是丝绸之路的衰竭和“茶叶世纪”的莅临。是时，海上丝路渐被取代，陆上丝路更形凋零。有学者认为：陆路丝路凋敝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陶瓷贸易的兴起，因为陆上交通辗转，陶瓷易碎，海上运输比陆路安稳，载量也大，据估计，一支由30只骆驼组成的沙漠商队，只能装载9000公斤的货物，而一艘海船可载货60万至70万公斤，相当于两千头骆驼的运量，“二者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28)分析有部分道理，但难以说明海上丝路除了运送陶瓷以外，同样可以运送丝绸(在海道大通后的一段时间里，丝绸确实仍为大宗)，而为何丝绸外销疲弱易势，甚至被取代。这里关键在于：陶瓷(使用)与丝绸(穿用)难以形成替代关系。丝路包括海上丝路的淡出除了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则与棉花棉布的兴起有关，同样的穿着材料之间方能形成替代关系，亦即棉布的出现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是丝绸地位相形见绌的最重要原因。 在棉织品出现之前，人们的穿着主要是皮毛和大麻、亚麻织品，这些材料有一个共同缺点，就是质地粗糙，刺扎皮肤，特别是旧时的鞣纺技术差欠，使其贴身穿用很不舒服，而丝绸恰好弥补了这个缺陷，其纤维柔软，是那个年代不可多得的适合贴身穿用的衣被材料，衣着为人人每日所需，这也正是中国丝绸在世界范围内长期盛销不衰的原因所系，是丝绸之路千年存续的奥妙所在。转过来说，也正因为此，棉花的普遍栽种和利用在服装史上堪称是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使人类找到了一种生产成本更低却又贴身穿用非常舒适的材料，于是乎，丝绸的贴身舒适性被部分替代，丝绸对人类穿着的影响力降低，元朝初年的人对丝、麻和棉花的优劣就有比较：“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苎，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29)。这是从生产成本着眼，于舒适性考量，棉布更是远超麻布。 可资印证的是，丝绸意义的降低与棉布的兴盛在时间上大致重合。棉业在中国的发展大约始自宋代：“木棉，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30)元代初年，浙东、湖广、江东、江西等地曾由政府设置“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棉布十万匹，这是政府向民众收取棉布实物贡赋之始。(31)元代黄道婆发明改善弹棉纺纱工具，棉品加工更上楼阶。迄明朝，棉花已成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政府专门规定有地5亩以上的至少植棉半亩，“十亩以上倍之”，还允许“税粮亦准以棉布折米”。(32)既已成为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贫贱皆须臾不可缺少的物品，明代的棉花“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盖百倍矣”。(33)棉与丝之间的比较优势大为显现，棉花更适合普及，栽植技术简单，耐碱性在所有主要作物之上，自南纬25度至北纬42度30分之间的大多数地区均宜生长；还有棉花的增产也更容易，增加棉花供给面积较之增加蚕丝、羊毛以及亚麻要便捷，有统计，以1830年英国进口的棉花2.63亿磅为基数，如果用相同重量的亚麻来取代棉花，需增用50万英亩的土地来种植；至于羊毛，则需增用2300万英亩来放牧。(34)比较起来，桑株择地性强，培育难度大，仅适合在温暖湿润无霜期在120天以上的地区种植，植桑的增用土地面积也不为少。左宗棠曾在福建推广植桑，因为气候和土壤不宜失败；有人在松江、太仓及江苏濒海地区推行蚕桑，也告失利，可见，即或在丝绸富地的江南，适宜蚕桑的地区也是有限的。(35)养蚕业原先起源于中国北方，直到南北朝才被引入南方，而到明代以降，原为中国重要丝产地的华北地区便很少植桑养蚕，后来者的多次试验也均告失败，此与气候变迁有关，天意若是，非人力可为。桑蚕养殖是高密度劳动，据测算，种植桑树的劳力比许多作物要高——种一英亩水稻一熟需要76天，一英亩茶叶需要126天，一英亩桑叶则需要196天；养蚕费时更多，每年饲养春蚕的“蚕月”是最为忙碌的时间，养蚕者往往废寝忘食，“如果一家所养的蚕超过了他自己可以照看的范围，雇佣人手所需要的花费可能抵消卖茧卖丝所得的一切利润。人工是仅次于桑叶的第二项最大的养蚕费用，有时占到总费用的30％—50％之谱”。(36)古籍中一再反映：蚕事“为时促而用力倍劳”；“头蚕始生至二蚕成丝，首尾六十余日，妇女劳苦特甚”。(37)比较起蚕桑养殖与丝品生产的费工费时费事来说，棉花和棉布要远为省工省时省力得多，但在穿着的舒适感上，两者差别不大。 于是乎，届明朝，“经过一百多年至两百年的传布，中国本部各地都已植棉纺织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衣着原料，已经舍丝麻而取给于棉花，棉纺织业已经遍布全国”。(38)中国人是很幸运的，在化纤材料诞生之前，世界上最主要的几种服装材料——毛皮、亚麻、丝绸、棉花，中国人很早同享。根据对鸦片战争前国内主要商品的估计，其中棉花年产量255.5万担，商品值1277.5万两银，占国内商品值的比重为3.3％；棉布为31517.7匹，商品值9455.3万两银，占国内商品值的比重为24.39％。而丝的年产量7.1万担，商品值1202.3万两，占国内商品值的比重为3.1％；丝织品为4.9万担，商品值1455万两，占国内商品值的比重为3.75％。可见，棉花及棉织品与生丝及丝织品所占商品值比重的悬殊之大，棉花及制品成为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商品类别(粮食的商品值16333.3万两，占国内商品值的比重为42.14％)。(39) 纺织是最早实现全球化的制造业，除了中国棉业的兴起外，棉花的普及可谓世界性，既有南亚次大陆古老棉区的新发，又有加勒比海和北非棉区的崛起，再有美利坚“棉花王国”的诞生。因为中国需棉量的巨大，此时还有外国棉花的规模化入华，1704年7月21日，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凯瑟琳号”(Catherine)运入厦门1116担原棉(40)，这是西方输印度棉花入华之始，带有“试销”性质。二十年后，英国开始规模性地向中国转售印度棉花，1735年，东印度公司从孟买装棉605担运往广州，每担售价8.5两银。1739年，孟买棉花续运广州，毛利107％。(41)1757年，驻宁波的东印度公司代表收到来自广州贸易情况的通报，告知英船满载棉花前来，预计“将获得极大的利润”。外棉向中国的多个地区投放。到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比较稳定地转口印棉，1768年，输棉成本为72891两银，售银97225两。(42)到1770年代，转折发生，印棉就此在中英贸易中取得了决定性地位。此时，中国发生灾荒饥馑，政府鼓励种粮，不得已减少植棉，导致中国对进口棉需求的陡然增长，印棉乘虚而入，1775—1779年间，在广州贸易的主要输入品中，印棉的价额是年均288334银两，首次超过英国毛织品的输入(年均额277671银两)，定位于英国输华第一大货品；1785—1789年印棉的输华价值是年均1698001银两，更远超同期英国毛织品的年均价额801879银两。自后，印棉输入更有了惊人跃进，1804年输入棉花232368担，“棉花已成为印度贸易上的一种重要货物”(43)。1814年突破30万担。1816年达到463867担。(44)价值方面，1817—1819年，年均升至4527211银两，已是1775—1779年均额的十余倍。(45)此局面延续到1819年，印棉一直雄踞英国输华货品的首位，此后方被鸦片取代。此时的中国棉花经济体系，已不单纯是一个局限于中国境内的国内经济体系，而开始受到远离国境的异域影响。恰如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言：“一部服装史应该把我们引向纺织品的历史，引向生产和交换的地理学。”(46)在全球化进程中，物种的交流非常重要，明中期至清前期，中国人口获得巨幅增长，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食物方面得益于美洲农作物(玉米、甘薯、土豆)的引进；在衣着方面得益于棉花棉布的普遍应用，古谚赞曰：“五月棉花秀，八月棉花干，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这些使得人们有了更多的“衣”和“食”，满足了生存所需的两项最基本的条件，减少冻馁之虞。 棉花之所以能够成为近代的国际贸易产品，除了满足人们日常穿用的广泛性之外，还与其生物性和地理性有关，即以批量入华的印棉而论，棉花的大部分都是野生种，只有亚洲棉、非洲棉、海岛棉和陆地棉四种为栽培棉，印度人是最早的人工植棉者，其地土壤差异颇大，生产出的棉花种类很多；主要棉花品类在纤维长度上又与中国棉最接近，然印棉的天然卷曲度优于中国棉，印棉每寸可达150个卷曲，而中国棉仅66个；中国棉纺成的纱抗牵强度较低，除非与其他棉类混糅，中国棉很难纺成高支纱。印棉的这些优势为其大宗输华奠定了生物地理的条件。棉花在印度适得其地还因为其栽培加工要消耗大量的劳动力，而这正好符合印度的国情。劳动力的便宜带来印棉最大的优势是价廉，以致“广东地区的印棉价格大约能比国产棉花每担低一两银子之谱”。(47)因为地处热带，棉作生产期短，使其产量较高，加上无掺水之弊，质量比较划一，品质虽不足以纺织细纱，却适宜粗纱纺织，而中国正是粗纱纺织的大国。18世纪下半叶，印度引进中长纤维的陆地棉，从此成为世界棉花的最大出口国之一。(48)《海国图志》述：孟买“邻地丰产棉花，大半运赴中国”。(49) 中国不仅进口原料棉，复向海外出口棉织品。西人坦承：中国“土布供给我们祖先以衣料”。(50)英国人最早尝试直接从中国进口棉织品是1734年，这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命令来粤商船“哈瑞森号”(Harrison)“购买南京手工织品，特别指定幅宽一英码的南京棉布”，定购数量100匹，每匹单价3.5两银子，90天交货。可以看出，此时的英国人对中国的棉纺织品已不陌生，他们经比较后认为，广州织品洗后褪色，而真正的南京货则不褪色。“南京布”(Nankeen)，这种以松江府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出产的手织棕色或紫花土布后来几成中国优质棉布的代名词，在欧洲成为时髦人的衣料，今天的人们还可以在伦敦等地的博物馆中看到18世纪英国绅士的流行时装中正有使用中国紫花布裁制的裤子。1735—1736贸易年度，公司又指示属下“特别努力去搜购南京布，就是要真正在南京纺织的产品。”公司商船“瑞恰蒙得号”(Richmond)终于购得“南京布”10734匹，打开了“南京布”直接批量化输英的口子。(51)到1780年代，公司便经常性地每年贩运中国土布2万疋到英国去，这个数量到19世纪初扩大到20多万疋。整个土布出口，在广州对欧美的海上贸易中居于茶叶、生丝之后位居第三的重要地位。1784年，美国商船首航广州，寻求的货单上也有864匹“南京布”。1786—1833年间，西方商人从广州输出的棉布总量有40274164匹，其中22776943匹(占总量的56.55％)由美商运出(仅1801年就运出140万匹，其时美国人口不过530余万，平均4个人便进口一匹，当然，这不是美国的单独消费，兼转运于美洲大陆和欧洲)。(52)1812年的记述是：“美国人用现银大量购买(中国)土布，公开地在欧洲南部出卖，并到西印度去非法出卖。”(53)追利逐益的“洼地效应”无处不显。但1820年代后，中国土布出口下落，这与英国机器布的入华有关，英国的工业革命率先从棉纺织业起步，成效也最早呈现，“曼彻斯特作为当时纺织业的主要营销地，成为了第一个全球化的工业城市(号称‘棉都’)，其工业体系遍及全球各地”(54)。采用大机器生产的英国棉纺织品(机制棉布和棉纱)以其质优价廉横扫世界棉业市场，中国的土布业遭到严重摧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