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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宗出口商品的新陈代谢所造成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首先是中国出口货品的历史性易代。受到棉花的替代，丝绸无论在国外出口还是国内需求方面，均表现出地位坠落，“明代的绢价比宋代下降几近60％”，宋代平均每匹绢合银1.57两，明代平均每匹合银0.625两。这里包含有白银价格降低的因素，若将绢价按当时米价折算，再作比较的结果是“明代正统至嘉靖，绢价明显下降，并比宋代低约11％”(55)。这正好是棉织品崛起的时间段。中国的官营丝织业也急剧萎缩，传统的丝织业多受官府控制，宋代设官局织造，元改为织染局，明承元制，惜规模缩减，明初官局每年仅5.6万匹的造解任务，而北宋徽宗时每年从江西一路调买的绸帛就有50万匹。但即或是明代大为减少的数额也并未完成，如明成化十三年仅仅造解了25741匹。(56)官局在明成、弘以后愈发衰落，北京的外织染局，原设人匠758人，“后渐逃”，到成化八年(1472)“仅存其半”(57)，至嘉靖七年(1528)，只剩159人。(58)这固然与民间机户的发展有关，也与棉布的崛起部分替代了丝织品，导致此长彼消不无关系。两相比较，棉株对自然条件的要求非常宽泛，而桑树的栽培在气候和土壤上的要求远更严苛；至于养蚕，从育种到吐丝，从收茧到成丝再到能够使用的丝绸要经过诸多环节，绫罗锦缎，富贵华丽，个中讲究却极其繁复，非内行人不得其详。明清的蚕桑手册指出，如果蚕宝宝在饥饱、干湿、冷热之间失去平衡，就会染病死亡，蚕在干燥的气候中方能健旺生长，而植桑却需要潮湿，如此一来，养蚕和植桑在阳光与雨水、干燥与湿润之间便形成冲突。(59)由于天气非人力所能控制，植桑养蚕过程的每一步都存在极大危险，养蚕也就有了许多忌讳迷信，蚕儿异常娇贵，不仅喜暖厌冷、喜洁厌脏、喜静厌闹，而且讨厌各种异味，如炸鱼炒肉的气味，又如烟、醋、酒、油、麝香等气味，甚至讨厌高声说话和舂捣之声。(60)另从市场角度看，棉织品较之丝织品要便宜和结实耐用，在穿着上又要比毛麻织品舒适，棉布是一种广谱的衣被材料，既可作高档服饰，也可制低档服装，“棉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可以穿着衬裤和衬衣，而以前他们只能穿着粗糙、肮脏的外套。一种新式的工作服装产生了——结实，而且皮肤舒适，易于洗涤和修补”。棉布洗涤后的缩水率要小于绸缎，方便剪裁并可反复清洗是棉布优于另三种最重要的纺织原料(毛、丝、麻)的特点，“棉布缝制的袍子可以经常更新，不比绣金铺银的袍子做一件就要穿很久；布袍的花色可随季变化”(61)。应时变换、应景变换、因人变换的时装业也伴随着棉业的光大应时而生。棉花的普及是世界性的，以国际棉花市场上的大户英国来论，18世纪初，英国的原棉进口量不足500吨，到1800年突破25000吨，再到1860年，超过50万吨。(62)这就造成了棉丝地位的互换，棉花的份额居重，丝绸的地位下降。不过，丝绸贸易地位的下落是相对的，是指与茶叶等贸易量值比较而言，从绝对量上看，丝绸贸易在茶叶贸易兴起后并未消停，仍有间歇发展，1830—1833年，英国商人从广州出口的生丝每年约为4300担，1834—1837年间，上升到年均10000担。不过，在随后的四年里又降为2500担，这应该说是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战后，又有增长，1845年，英国从中国输出的生丝已达10576担。(63)在前工业革命时代，因为经济的不发达和交通工具的低劣，能够进入国际贸易的商品很少，而那些主打产品每每能因此对贸易国发生重大影响。如果说，主要供达官贵人享用的丝绸是古代国际贸易的产品，而供普通大众消费的茶叶和棉花则是近代国际贸易的产品。棉花对丝绸的易代，也因此具有了历史转型的标志意义和符号象征。嗣后，直到人造纤维的出现，方出现又一大变迁，“欧洲发展起来的人造丝生产在1929年以前尚未开始严重影响美国的丝制品消费，不过，它在除丝袜以外的所有可以用丝来织造的产品中成了真丝的严酷竞争者。1939年由杜邦(Dupont)引进的尼龙，攫去了尚未被人造丝触及的最后丝市”。(64)一部服装的演进史，亦是人类文明和科技进步的递进史。我们经常谈论政治学意义上的“再疆界化”，其实，物种的流播也有再疆界化乃至去疆界化的历程，亦即物种突破一个地区的界域传入另一个地区遂而蔓延全球的转进，其影响并不比国际政治学理念上的“再疆界化”小。 其次是绵延千年丝绸之路的终结。历史上的丝路旋起旋落，一脉相承，不绝如缕。汉代确立，魏晋衰减，唐代鼎盛，由盛转衰也在此发生，公元751年的怛逻斯战役和755年的安史之乱，使唐帝国元气大伤，退出河西，丝路中落。及至北宋，与北方的辽、金、西夏处于对抗情势，南宋建都杭州之后，国家经济文化中心南移，西域各国亦分裂割据，丝路几度中断。直到13世纪蒙古人建立元朝，大军西征中亚西亚，丝路复通。明朝郑和七下西洋，船队风帆蔽日，极一时之盛，却也是回光返照，自永乐帝逝后，在西北方向上采守势，退入嘉峪关自保，西域大部分地区先后为察合台汗国与叶尔羌汗国统治，丝绸古道真正衰落下来。明代中叶以后，西方殖民主义浪潮连波而至，海上丝路渐被西人取代，绵延千年的丝绸之路终于完结。凡此种种，均为外部原因，丝路之所以能够屡扑屡起还有商品属性的内在因由，那就是各国对丝绸的不可或缺，中古年代，若需要贴身穿着的舒适性，舍丝绸外难寻它物，丝绸是不二之选，具有某种“唯一性”，待棉花兴起后，丝绸的贴身属性终得替代品，棉花对丝绸的补缺或补差不可阻挡，此处，商品的生物属性至关重要。在棉花崛起前，丝路为何总能衰而复振，棉花普及后，丝绸贸易缺乏海外需求的强劲拉动，国内也因此减少了原生性动力，丝路终难继续，这是丝路衰落的内在因由，是根柢上的，具有釜底抽薪的效果。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多关切丝路的开辟延续和锦绣辉煌，而对丝路花雨的零落缺乏恰当关注。实际上，总结丝路衰绝的教训于当今世人特别是国人更为有益。丝绸外贸地位下降后，好在茶叶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首宗。到鸦片战前，中国生丝出口价值225万两，仅及茶叶出口值的四分之一强。(65) 最后是对世人衣被材料和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改观。穿着为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之首位，纺织品是各类商品中最早开始世界旅行的，纺织原料有着不翼而飞的迁移本事，棉花取代毛、麻、丝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纺织原料后，棉织物成为衣料的大宗；当然这一取代过程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世界各国基本同步，欧洲也是从12世纪起就加工棉花，到17世纪仍以进口东方的棉织品为主，直到18世纪棉花才成为欧洲重要的纺织原料。18世纪早期，英国颁布《棉坯布法令》以刺激棉纺业的发展，到了1828年，过去作为毛纺业重镇的英国(特别是英格兰和威尔士，但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亚麻的地位则超过毛皮制品)，“毛纺已无影无踪，麻纺也差不多，普遍使用的原料变成了棉花、棉花，还是棉花”(66)。17世纪中期以后，日本减少了“对中国蚕丝依赖性”；18世纪以后，“俄国人对日趋下降的丝质发出了怨言，在贸易总量中棉花逐渐占了更大的比重”(67)。中国的情况亦有类似，到清代，布代替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品，棉纺织成为中国产值最大的手工业。进而带动中国经济结构的变易，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耕织结合为传统社会的典型表征和自然经济结构的核心，棉花与中国千家万户的小农经济体结合，“纺织”的内涵因此发生重要变化，据研究，“纺与织的地区分工，最早出现于明代中期”；自古所谓的“男耕女织”实际上直到明代后期才“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分工模式”。(68)正因为此，万历年间的江南名士田艺蘅方能引证那样一段著名的话：“男子不织而衣，女子不耕而食，男女贸功，相资为业。”(69)男耕女织彼时彼际才成为习俗。斯事关天下，它牵扯到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领域——农业和手工业，植棉、纺纱、织布三个环节又涉及众多的劳动者和消费者，这对数量庞大的小农业小手工业有着极大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