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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8世纪中国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后，步入前所未有的盛世，北京亦成为与欧洲交往最为频繁的东方帝都。欧洲通过传教士、外交使节、贸易往来与北京保持密切的关系。但当时中欧之间的交流并不对称，欧洲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中国对西方了解的程度。来京的西方人士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技水平、军事实力进行评估，为西方向中国殖民开拓做知识准备。中国在当时的世界竞争中危机四伏，为19世纪出现的中西之间“大分流”埋下了隐患。 【关 键 词】18世纪/中西关系/康雍乾盛世/忧患 【作者简介】欧阳哲生，男，湖南长沙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18世纪是东西方双雄并峙、互相对望的时代。一方面，中国作为东方古老文明国家的样板，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时期达到帝制社会的鼎盛，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雄视四邻。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正在发生革命性的转型，其殖民锋芒指向中国，法国、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借大批传教士在华布道；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纷纷派遣使节来到北京，洽谈商贸；俄罗斯虎视眈眈，觊觎中国东北、西北、蒙古广大地区。中西方虽然平静地度过了一个世纪，但在强势的清朝背后，映衬着沉重的阴影，一场由西向东的飓风正在呼啸而来。将18世纪中国置于广阔的世界背景中去考察，特别是将其与西方同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对比，可以看出中西关系正在发生复杂而微妙地变化，从这一视角重新探讨康雍乾盛世，我们对这段历史或许可以获致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中西交流给北京带来的“西方元素” 18世纪的中国在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后，步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从传统的意义来看，所谓“盛世”，包括以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权威秩序得以确认和强化，铲除地方割据势力，吏治相对清明；通过对外用兵拓展疆域、巩固边疆，加强边远少数民族对清朝的认同感、归附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士人在科举体制内获得对知识、权力的满足，异端情绪逐渐平息；经济发展，商业繁荣，人口增长，农民生活相对自足。这些条件到乾隆年间都已具备。好大喜功的康熙、乾隆两帝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远超历代君主，事实上他们在位的时间也是最长，几乎跨越18世纪。中国历代的疆域版图之广以乾隆朝为最。毫无疑问，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诚如戴逸先生中肯地指出：“直到18世纪，当时正处在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大大巩固。如果只把它和汉、唐、元、明作纵向比较，而不进行世界的横向性比较，中国封建社会看起来仍具有活力，仍在继续发展。18世纪的中国确有值得称道的巨大成就。”①这是就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 与此相适应，18世纪的北京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具国际性意义的都市。北京不仅是东方世界的交流中心，周边的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吕宋、暹罗、缅甸、文莱等国，以及东南亚、中亚、西亚诸国保持着与清朝的传统往来关系，而且是与欧洲各国交往最为频繁的东方帝都。欧洲通过传教士、外交使节、贸易往来三条途径与北京保持密切的交往关系。据统计，18世纪耶稣会派往北京或游历过北京的传教士达到115名②；迄至1840年，遣使会来到北京的传教士至少有17名③；方济各会在北京设立了教区。从1716年到1860年，俄罗斯东正教向北京派出布道团十三届，约有130多名神职人员④；这些传教士常驻北京，集传教、外交、研究与搜集情报于一身。平心而论，这些西来的传教士一方面将西方的宗教、文化、科技带到中国，促进了西方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一方面将中国文化带往西方，大力发展西方汉学，极大地满足了西方了解中国的欲望，引发了18世纪欧洲的“中国潮”“中国风”。在世界范围内架起了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与此同时，必须承认西方传教士也是向东方殖民开拓的先行者。他们因长驻北京，有的甚至充当西方获取中国情报的“坐探”，为后来西方向中国的殖民开拓做了必要的知识准备。在18世纪，欧洲各国派遣赴京的使团或使节，俄罗斯有伊兹玛依洛夫使团(1720-1721)、萨瓦使团(1726-1727)，葡萄牙有裴拉理使团(1720-1721)、麦德乐使团(1727)、巴哲格使团(1753)，英国有马戛尔尼使团(1793)，荷兰有德胜、范罢览使团(1795)，教廷有多罗使团(1705)、嘉乐使团(1720-1721)，中欧外交继续保持往来。《皇清职贡图》卷一曾对来往的欧洲使节加以描绘，内中涉及俄罗斯、英吉利、法兰西、荷兰等国。在商贸方面，来自北方的俄罗斯商队以北京为中心展开活动，北京一度是中俄贸易的主要场所；传教士、欧洲其他国家使节、使团随身携带的物品、礼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可以说，北京与欧洲的来往保持相当开放的局面。从整体来说，18世纪的中国虽然维持封闭的状态，但从局部诸如北京、广州这些城市来说，却与外部保持密切的联系。北京是当时世界上与外部交往最为频繁的都城，北京有足够的渠道了解外部世界。 “西方元素”成为京城丰富多彩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东、西、南、北四堂和俄罗斯馆、俄罗斯东正教堂这些区别于中式建筑的西方风格建筑，还有钦天监观象台的欧式仪器，留下了西力东渐的明证。作为耶稣会士入京的另一个重要附属物是一批中国教徒的出现和司铎的产生，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一书记载，经耶稣会培养的中国神父或修士在京或来京的有38人，数量居全国之冠⑤，这反映了17、18世纪耶稣会在京渗透之深。与元朝信仰天主教者非为汉人不同，明、清两朝的天主教信徒多为汉人，这也是清朝猜忌天主教的重要缘由。 与18世纪欧洲的代表性城市巴黎、伦敦、莫斯科、罗马相比，在城市规模、人口数量、财富积聚、文化含量等方面，北京仍具有无可比拟的明显优势。⑥这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秩序给北京带来的丰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资源密切相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