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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康雍乾盛世下潜存的危机因素 戴逸先生在比较中西走向现代化的路程时深刻地指出：“西方国家走向资本主义是由几个世纪的长期进程所准备起来的，是很多领域近代因素的汇聚、成长的结果。近代因素的积累和成长是一个静悄悄的、未被觉察的缓慢过程”，“18世纪的康雍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正在滑向衰世凄凉。可当时中国没有人能够认识清楚这一历史真相，只有岁月推移，迷雾消散，矛盾激化，百孔千疮才逐渐暴露。历史的悲剧只有在悲剧造成以后很久时间，人们才会感到切肤之痛。”(28)戴先生的这一看法值得我们深思。他主持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课题研究及其相关成果，反映了对这一认识的深入和细化。 诚然，戴先生视“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这一观点可以商榷，他可能将中西之间的差异提早了一个世纪。美国加州大学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根据自己对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建构关系的研究，提出1800年以前并不存一个经济中心，仍是多元的世界。19世纪以后，英国经过工业革命才脱颖而出，欧洲才真正领先于亚洲，世界才产生近代意义上的“大分流”或“大歧变”(The Great Divergence)。(29)另一位加州派学者王国斌(R. Bin. Wing)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社会抗争三个方面来做中国和西欧的历史的比较研究，提出以“中西互释”的方法进行中西比较更为恰当，即一方面以欧洲经验来评价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方面则用中国经验来评价欧洲。他以这种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和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变化的动力颇为相似，直到19世纪，它们才变得截然不同。欧洲的农村手工业被城市的机械化工厂工业所代替，更适用于新古典主义的以储蓄和投资为动力的增长理论，而中国经济虽因西方的入侵，扩展了贸易和市场，但主要是扩大了斯密型劳动力运作的空间，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30)他们的观点引起一些中、西方学者的呼应和争议。 荷兰学者皮尔·弗里斯著《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Via Peking back to Manchester Brita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China)(31)和他即将出版的新著《一个有着惊人差异的世界：近代早期西欧和中国的国家与经济》(A World of Surprising Difference: State and Economy in Early Modern Western Europe and China)对彭慕兰为代表的美国加州学派学者着力经济资源和生产关系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分析了中英两国基础结构的“硬件”设施，包括金融财政状况、政府机构的设置、军队组织以及政策方针，发现双方的差异是如此显著。“同清代中国相比，英国政府在基础结构上拥有更为庞大的权力。英国有着更多的收入，可以支付更多，拥有更为高效的税收和财政体系，更好的货币体系，以及债券体系，这是清政府所缺乏的。坦率地讲，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是根本没有这些的。英国拥有更为高效的政府机构和陆军，以及当时世界上最为高效的海军。英国中央政府的重商主义政策完全不同于当时清政府典型的农业家长式制度。”他强调，“国家政府可以被描述为一切制度背后的制度”。(32)在此之前，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其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表达了不能说是相反，但是相异的观点，他认为，从1400-1800年，“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的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这种位置和角色的现象之一是，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半；这一统计还力图表明，这些白银是如何促成了16世纪至18世纪明清两代的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与增长”，“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直接缘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在世界市场上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巨大的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直到1800年，具体到中国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而这显然也是暂时的，从历史角度看，这仅仅是很近的事”。(33)弗兰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持相对乐观的态度。 围绕19世纪中国为什么衰落，西方为何胜出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涉及的核心内容是如何评价中、西方在前近代的政治制度、生产关系、经济模式与近代工业化之间的关系。由于西方在19世纪崛起这一既定事实，讨论的歧异在于认可这是一种西方内在发展孕育的必然结果，还是偶然因素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中国虽然在19世纪出现了落后于西方的情形，是否意味着中国内在没有向近代转型的动力。对于后一问题，毛泽东曾经论断：“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34)新近李伯重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研究似为这一论断再次提供了新的证明。(35)最近二十年来中西学者的研究趋向是在世界视野下将中西方的历史独特性与近代工业化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这就要求我们对18世纪后中国何以未能自发地向近代转型的内在障碍，不是就事论事，而应放在世界环境中去做一比较研究。 18世纪的清朝统治者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也许最大的错误并不是不愿与外界接触，与西方打交道。事实上，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之密切可谓前所未有，清朝前期的开放度较明朝也有一定的拓展。问题在于清朝在与外国的接触中，力图建立自己的世界体系或者按照传统的朝贡体制建筑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体系。从康熙、雍正到乾隆，他们都明确地向外部世界表现了这一意志。周围的弱小邻国纳入传统的朝贡体制自不待说，远道而来的欧洲各国使节，他们亦以此相待。除了俄罗斯、英国使团对这一做法表示异议，其他欧洲国家似乎没有反抗地就接受了清朝外交体制的规训。而俄罗斯、英国使团表示异议的潜台词，则实为要求英、俄君主拥有与清皇同等的地位，马戛尔尼更是明确表示，英王乔治三世是与乾隆皇帝平起平坐的东西方两大君主。中英之间在外交场合的礼仪之争，实际上是英国扩张的殖民体系与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之间的冲突。外交是政治的继续，是内政的延伸，是以实力为后盾。所谓“礼仪”其实也是对自我认同的实力秩序的规范，它体现了对国家利益的维护能力和对别国的控制能力。 中国保持与西方的交往关系，这对中国了解正在崛起的西方会有一定助益。问题在于囿于传统的朝贡体制，清朝缺乏调整与西方关系的机制，也很难与西方建立起新的互动互惠关系。(36)当马戛尔尼使团向乾隆提出六项有关通商的不当要求时，清朝如能以讨价还价的谈判策略加以应对，而不是断然拒绝，这显然是一种更为明智、更富柔性的外交选择，它对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许会预留更多想象的空间。清朝无意这样做，因为它不符合天朝的朝贡体制。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缺乏主动性、开拓性，处处表现被动、应付、自保的状态，从而失去了在对外交往中获取主动权的良机。强固的天朝帝国体制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清朝循依“华夷之辨”的思维惯性制订对外政策，很难出现向外拓展的外交新思维。 当清朝感觉到西来的殖民者对自身的安全构成威胁时，其对外政策从嘉庆年间开始出现急转弯。“禁教”政策严格执行，天主教传教士大多被驱逐出境或被迫离华，教徒人数锐减。对外交往受到严格限制，俄罗斯派遣的戈罗夫金使团(1805-1806)在前往北京的路上，无功而返；英国派遣的阿美士德使团(1816)在北京只呆了不到一天，就被勒令出京。嘉庆皇帝关上了与欧洲交往的大门。嘉庆的对外政策之改变至少与他本人忠厚老实、平庸无为的守成性格有关，毕竟对外开拓需要雄图大略的魄力，这一条件在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具备，而嘉庆皇帝确实没有。航海贸易虽在嘉庆年间仍然维持正常发展，“中国在东南亚海域的航运实力，仍处于领导地位”，中国在东南亚从事远洋航海贸易的商船总吨，超过英国来华船吨的四倍以上。但到道光年间，中西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到鸦片战争的前夕，来华的西方海船，1835年为199艘，总计78000吨，1837年为213艘，总计83000吨。这就是说，西方侵略者对华贸易所投入的船舶载重量，此时已与中国远洋商船总吨相等了。从1820年到1837年，中间不过十五六年时间，一方面是中国远洋商船停滞不前，另一方面是进入中国海域的洋船日益增多，一消一长之间，表明了中国航海贸易的变化，也表明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对中国航海事业的排挤”。(37)与此同时，世界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英国工业革命突飞猛进，美国“新大陆”开始崛起，欧洲大陆发生剧烈变革。相形之下，中国却由于走向封闭，而陷入沉寂、保守的状态。面对神州大地的沉寂，龚自珍悲愤地哀叹：“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18世纪的中国缺乏制度革新的思想和动力。清朝在可比的世界竞争中，危机四伏。危机之一，内部民族矛盾严重。清朝统治集团在前期以满族为核心，满汉有别，北京内外城之分即是这一区别的一个象征。这一格局维持到19世纪中期没有根本改变。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地方割据势力悉数荡平。在传统秩序里，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国家机器之外，农村依靠宗法制维持乡间秩序。有清一代，由于满族对汉族实行严酷的统治，汉人只能通过建立秘密结社来反抗，以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为代表的秘密社会盛行成为18到19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这实为当时满汉矛盾的一大反映。(38)一般来说，秘密社会的兴起是在王朝末年，皇权衰弱，对地方和士绅的控制力削弱之时，而清朝在其鼎盛的乾隆朝即已出现，说明汉族反抗满族统治者的情绪从未稍减。 危机之二，缺乏海上开拓的能力。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时，中国几无海上拓展的能力，“禁海”政策实际封闭了向海外开拓的可能。从顺治十二年(1655)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为防堵内地人民与台湾郑氏政权发生联系，清朝实行严格的“禁海闭关”。从康熙五十六年(1717)到雍正五年(1727)对南洋“禁海”，则主要是应对吕宋、噶喇巴两地的西班牙、荷兰西洋势力的渗透。乾隆六年(1741)在福建实行“禁海”，禁止私人下南洋贸易，则是鉴于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屠杀当地华侨。在清朝前期，没有再像明朝郑和下西洋那样，举行大规模的出海活动。清朝的“海禁”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为了军事上防止台湾郑氏政权和外来的西方殖民势力向内地渗透的需要，一方面是阻挠内地人民向外发展，在贸易方面控制军事武器和重要原料的出口。“禁海”政策在贸易上实际达到了闭关或限关(即限广州一关)的效果，而更大的危害则是放弃了向海洋拓展的努力，面对万里海疆，中国失去了可能成为海洋强国的资格。这与正在大力拓展海外殖民地的西方殖民者形成强烈对比。 危机之三，实行文化专制，文网恢恢，大兴文字狱，窒息了革新的生机。残酷严厉的文字狱几乎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相始终，从康熙年间的明史狱、方天甫、朱方旦之狱、《南山集》案，到雍正年间的查嗣庭案、曾静、吕留良案，再到乾隆年间的徐述夔《一桩楼诗》案、卓长龄等《忆鸣诗集》案、王锡侯《字贯》案，清朝统治者一方面利用文字狱这种极端手段，钳制言论，禁锢思想，扼杀汉族士大夫的遗民情绪和反清思想。另一方面，又以开四库全书馆，修《四库全书》，搜集、整理、编纂历代典籍，网罗汉族知识精英，点缀其盛世的门面。在这种情势之下，汉学的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考证之类学问得以助长，明末方兴未艾的启蒙思想火花渐趋泯灭。18世纪的中西方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西方知识分子(以法国为代表)掀起启蒙运动，寻找向近代转型的突破口；中国士大夫囿于文化专制的牢笼，只能满足于以做传统典籍的集大成工作为自娱。 危机之四，士大夫普遍缺乏世界知识，缺乏向外探险的冲动。在18世纪，清朝曾于1729-1731年、1731-1733年两次派使团赴俄罗斯访问外，此外再没有派遣使团赴欧洲其他国家访问，这表现了清朝对欧洲外交的冷漠。对此，张星烺先生不无感慨地评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时，外国使者来中国者甚多。教化王(即今之教皇)之使亦曾数至。然清朝在此一百三十余年长期间，竟未一次遣使浮海至西欧，采风问俗。诚可异也。”(39)为何国人当时不愿出使欧洲？1654年被南明政权遣使罗马教廷的耶稣会士卜弥格与罗马宣教部之间的对话，颇能反映这一问题的症结。当罗马教廷质询卜弥格“何以不多带中国侍从俱来？”这一疑问时，卜弥格解答原因有三：其一，“盖因华人体质不强，不适于长途旅行。当时被指派随行者甚众，仅有两人愿往；而此两人中之一人因病止于中途，别一人在道数濒于死”；其二，“中国人之自尊心，使之自负其政治、其学识、其财富皆优于他国；则其不愿声称求救他国可知也。是故不愿遣华人赴欧洲”；其三，“中国商人不甚解葡萄牙语，如何能用此种语言与之交谈国事”。(40)卜氏所述隐情到18世纪其实也没有什么改变。身体不健、自负心强、不通西语，这是阻止国人远赴欧洲的三大障碍。 17、18世纪中国人赴欧洲者多为跟随西方传教士的中国教徒，见诸史载者有：顺治七年(1650)随卫匡国赴罗马的郑玛诺，他在罗马加入耶稣会，并晋升司铎，成为耶稣会华人晋司铎第一人。1671年返华，随闵明我、恩理格入京。1673年殁于北京。(41)康熙二十年(1681)随柏应理乘荷兰商船前往欧洲的沈弥格(又名沈福宗)，1694年随纪理安返回中国，死于中途。(42)康熙四十六年(1707)随传教士艾逊爵赴意大利的中国教徒樊守义，他在欧洲呆了十余年，1720年回到中国。(43)樊守义的旅欧见闻详载于其《身见录》一文，是为国人最早的大西洋游记，文中对所见意大利诸地称赞备至。(44)康熙六十一年(1722)另一名中国教徒胡若望随耶稣会士傅圣泽踏上了赴法国的旅程，他在法国闲居了三年后，1726年回到广州。(45)雍正二年(1724)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带领五名中国人(其中有三人知名：殷若望、顾若望、尤路西奥)从广州乘船前往英国伦敦，经伦敦再返回罗马，1732年马国贤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那不勒斯建立了一座中国学院，并收留了殷若望、顾若望两名中国学生，这座中国学院称得上是欧洲最早专门培养中国人的教学和研究机构。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启程赴华访问时，即从该学院延请了两个中国学生随船翻译。(46)乾隆五年(1740)法国耶稣会士吴君自澳门回国时，率中国青年康斐理、刘保禄、蓝方济、曹貌禄、陶□五人前往，这五名中国学子到达巴黎后，进入路易大王学院学习，这是中国人留学法国之始。吴君后来拟增加求学人数，遭会督赫苍璧反对，耶稣会会长亦禁止中国学子赴法。沙如玉接任赫苍璧会督一职后(1745-1747)，1746年11月16日自北京致信法国耶稣会会长，“言及中国与澳门未能养成中国青年，拟遣赴法国学习，请求自法国或附近教区遣派新人来华”。(47)纽若翰担任会督期间(1747-1752)，1751年12月20日自澳门致耶稣会会长信札，“请会长允许再派中国青年赴法研究修养”(48)。“自是以后，迄于耶稣会之废止，中国学子就学巴黎或拉弗累舍者时有之。”(49)乾隆十六年(1751)，北京青年杨德望得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之助，前往法国拉弗累舍留学，1759年加入耶稣会，随后又在路易大王学院学习神学。1765年回国，1766年回到北京，1798年殁于江西。(50)不过，“宗教家皆主静修，独善其身。不愿多与外界交游，不注意政治学术。故鸦片战前，由中国往欧洲留学宗教者，虽代不乏人，而求其有影响于中国文化则甚微也”(51)。此外，还有一些国人随外国商船漂洋过海，远赴欧洲。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广东人谢清高乘坐外国商船游历亚、非、欧、美洲诸地，漂泊达十四年之久，他应是第一位环游世界的中国人，他的出洋事迹和见闻经杨炳南笔录，详记于《海录》一书。(52)西学虽经欧洲传教士传播，进入了士人的视野，但大家普遍都轻视西学。(53)一般士人囿于儒家“父母在，不远游”的信条和执迷于科举制试，根本没有远赴欧洲游历的兴趣，因而也就缺乏切身体验的“西方经验”。士大夫对欧洲所知甚为贫乏，他们只是从传教士撰写的一些介绍性小册子(如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撰《西方要记》之类)获取遥远的西方地理知识。中国着实可怜的西学与西方蔚为大观的汉学对比相形见绌，反映了当时中西互相认识的深刻裂缝和极大差距。 上述各种危机情状，当然不能为清廷当政者所看清。限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清朝的目光紧盯在内部危机，他像一支救火的消防队，疲于奔命，应付扑灭各地起义和叛乱的烈火。对于世界形势正在发生的革命性变化竟懵然无知。过去，人们总结中国未能自我成功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原因时，有一种普遍的价值预设，即将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包括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科举制度)与现代化对立起来，视之为中国迈向早期现代化的主要障碍，这成为铸造革命的逻辑出发点和主要理由。但西方国家的早期现代化历史却不能证明这一点。从近代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的例子来看，君主制或君主立宪制保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传统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转化成为现代化的正能量，并不一定只有负面作用，至少在近代的早期是如此。世界上大部分近代民族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传统的政治资源，或在相当长的时间尽量保护自身传统的政治遗产。只有美国由于天生是一个新大陆国家，缺乏自身的政治传统，才产生一种崭新的政治建构。如果在经济领域，人们认可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甚至出现了早期的工业化，在文化思想领域有着丰厚的历史遗产应当继承，那么，在政治领域就不免发生疑问，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或政治传统，是否就没有转化为现代化助力资源的可能。在发掘中国传统的政治资源时，民国的创建者孙中山先生设计近代国家制度时，曾特别留意继承传统的监察制度和考试制度，将西方的三权分立扩大到五权宪法。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论及“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这个问题时，也特别指出“一个彻底民主化的社会结构”、“两千年客观的、竞争性的官吏考试甄选制度”、“政府创立其自身‘反对面’的制度和监察制度”这些历史因素“可以解释辛亥革命，君主制的推翻，共和政府形式的确立，以及最近三十年与今后宪法的发展”。(54)孙、胡的认识，表现出并不排斥利用传统政治资源的可能。在一个革命话语占主流的年代，强调维护传统政治资源，会成为保守的代名；而彻底的推翻则可赢得革命的美名。孙、胡的努力表现出某种折中的倾向。最后，我想以《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这段话如实地反映了18世纪末西人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感受，它也许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传统政治文化的伟大与局限： 如乔治·斯当东爵士所说：“这里出现一个罕见的宏伟景观：在人类的这个泱泱大国，人们都愿意结合在一个伟大的政治实体中，全国都安静地服从一个大帝王，而他们的法律、风俗、乃至他们的语言始终没有变化。在这些方面他们和其他的人类没有丝毫相同之处。他们既不想跟世上其他地方交往，也不企图去占领。”这个如实的观察，中国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和权力相比较，人类更容易受传统观念的统治。(5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