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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作人的经营权问题。学界对“作人”有无经营权的问题也存在意见分歧。涉及“作人”经营权的文书中有两件契约受到特别重视，即《高昌延寿九年(632)十一月曹质汉、张参军作人海富合夏麦田券》(28)(以下简称《合夏麦田券》)和《高昌延昌廿二年(582)二月康长受从道人孟忠边岁出券》(29)(以下简称《康长受岁出券》)。朱雷在讨论“作人”的经济地位时引用《合夏麦田券》，认为是“作人”租佃土地的例证(30)，实际上肯定“作人”的经营权。而關尾史郎则否定“作人”拥有经营权(31)。以下先将《合夏麦田券》适录如下再作分析。  《合夏麦田券》出自阿斯塔那117号墓，据文书留存干支纪年，可确定时间为延寿九年(632)，属高昌国末期。关于《合夏麦田券》的主体，契约中所记为“曹质汉、张参军作人海富贰人”。此处的“贰人”是指“曹质汉”与“作人海富”，而非“张参军”。朱雷即认为此件契约是作人海富与他人合伙共佃(32)。吴震则认为“作人”身份同奴婢，张参军是以其作人海富名义，与曹质汉合佃麦田(33)。契约是法律文书，契约末尾的押署情况是契约主体参与契约订立的反映。我们可以具体分析一下此件契约末尾部分。契约的末尾出现了高昌国时期罕见的画指节情况，可以确认有四人画指，每人画三个指节，虽然文书画指以上部分被剪去，但推测原来应写有当事人及证人等的信息。三个指节之间分写“指节为明”四个字，第一个字“指”写于第一、二指节之间，第二个字“节”写于第二、三指节之间，第三、四个字“为明”写于第三个指节之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前两人的画指和后两人的画指中间一行未见画指，在相当于其他行“为明”的位置处书有“海□”人名，据人名第二字残存笔画推断其为“富”应当没有问题(34)，“海富”二字虽然较契约本文字体稍大，但可以确定当为同一人手笔。四个画指的人分别是谁？这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但作为夏田人和田主应当都在其中，另外应当还有两位证人(35)。夏田人画指者除“曹质汉”之外还有谁？目前看到“海富”之名被书于第三行，所以第二行画指者为“海富”的可能性很小(36)。如果推测第二个画指者为田主，似乎也不合情理，这样就会出现田主被夹书在两位佃田人之间的现象，除非书手疏忽大意否则这种可能性应当不存在。合理的列位方式是第一个画指人为“田主”，第二个是“曹质汉”，第三行为我们所见的“海富”，而第三、四个画指人为证人(37)。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夏田人的“海富”明确地出现在了末尾的列位当中，他的身份是“夏田人”应该是毫无疑问的。“海富”没有如另一位夏田人“曹质汉”一样画指，可能是因为他身份特殊。但是作为契约末尾列位部分出现的“夏田人”海富，无疑是其法律地位的体现，证明当时高昌国的法律赋予了“作人”佃种田地的权利。强调“作人”依附身份的学者在涉及此件契约的理解时，重视“海富”的主人“张参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如前述吴震认为张参军以作人“海富”名义，与曹质汉合佃麦田。这种观点恐怕难以成立，正如朱雷指出的，“如果张参军需要与他人合作租佃土地，必不会令其作人出面与人合订契券。这里只能是作人海富与他人合伙共佃”(38)。關尾史郎注意到文书第四行中缺部分之后出现的人名“张奋武”，认为此“张奋武”就是张参军(39)。契约的开始部分只称“张参军”，而在契约中间使用全名“张奋武”(40)，显得很不自然，契约作为法律文书讲求语言的严密性，如果“张参军”即为“张奋武”，契约中却不予说明，作为契约文书潜在读者的官府官员恐怕也会提出疑问。笔者认为“张奋武”是契约中“田主”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作为“海富”主人的“张参军”在契约中并未出现全名。他本人应当没有参与此项契约的订立。“作人”既然作为主体租佃了田地(41)，劳动成果也不可能全部都归主人所有，至少应当有一部分可以自己支配。關尾史郎基于契约中的“张奋武”就是“张参军”的判断，认为此件租佃契约不是“作人”海富按本人意志自由缔结的，他的主人不仅介入契约本身，并且推测“作人”的劳动成果也归主人所有(42)。關尾史郎的理解低估了此件租佃契约反映的“作人”经营权上的自主性。朱雷没有分析契约末尾画指情况，认为“他(笔者按：指‘作人’海富)与曹质汉二人合伙佃进土地，并承担作人所应承担的义务，契券结尾处的四个指节印中，亦必有他的一个。”(43)如分析所示，“作人”海富出现在末尾的列位中，但并未画指。“作人”海富虽然有佃种土地的权力，但却不能像平民一样画指，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高昌国法律赋予“作人”权力的界限。 《康长受岁出券》出自哈拉和卓99号墓，时间为延昌廿二年(582)，比《合夏麦田券》早五十年。文书涉及康长受从孟忠边岁出，时间从二月廿二日到十一月卅日，历时9月余，以粮食作为岁出价。契约本身未明确说明康长受的身份为“作人”，朱雷结合《高昌延和十二年(613)某人从张相憙三人边雇人岁作券》(44)，认为康长受应当也是作人(45)。值得注意的是，张相憙等三人将自己的“作人”出租1年，租价是银钱20余文(46)，康长受从主人边岁出九月余，需要交付麦50斛，按照高昌国麦1斛值钱1文计算(47)，岁出价伍拾斛当50文银钱，康长受岁出九月余的价格比张相憙“作人”要高出许多。只要“作人”出价够高，就可以买到暂时离开主人的“自由”。暂获“自由”的“作人”可以像《合夏麦田券》中的海富一样，去租佃别人的土地耕种，只要辛勤劳动，就可以为自己收获财富。在支付高额岁出价从主人处暂获“自由”的时间里，康长受从事经营活动的权力应当与普通平民并无不同。“作人”的经营权虽然不完整，但却是不容否认的。《康长受岁出券》条款中写到如果康长受“身东西毛，仰妇儿上”，这说明康长受有妻儿，既然康长受是“作人”，妻儿是否也是“作人”，尚难遽定。无论如何，康长受有妻儿，并且妻儿也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他们要像平民一样，偿付家人的债务，这些都是“作人”康长受经济地位的体现。 《康长受岁出券》说明“作人”可以通过支付高额岁出价离开主人，“暂获自由”，自主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合夏麦田券》末尾的列位则说明高昌国的法律赋予“作人”佃种土地的权力。“作人”的经营权虽不完整，却不容否认。我们目前没有看到“作人”拥有土地的资料，但“作人”也有妻儿；他们可以进行一些经营活动，自然也拥有一定的私人财产。他们的身份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具有依附性，另一方面有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