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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庄学研究的三个层面 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老庄学进行考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作注者对《老》、《庄》文本的领会与掌握情况；其二，作注者本人在诠释过程中所完成的理论建树及其思想特点；其三，老庄学的时代特色，即老庄学思想所折射出来的一定历史时期某些哲学思潮的特征以及思想文化的发展规律。显然，老庄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第二、三个层面。 以对《老子》哲学思想的解释为例，汉代的学者大都从宇宙生成的角度来理解老子的道论，到王弼注释《老子》时，则融进了新的时代精神，他通过本末体用等范畴的运用，开发出了以本体论为中心的玄学思想。如他注《老子》“反者道之动”章云：“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以无为本”成为了其哲学理论的中心内容。将老子之道本体化，这是王弼对老学的重大发展与贡献。 到唐代时，老学研究者对《老子》本体论的探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便是重玄学的出现。重玄学是成玄英、李荣、杜光庭等一批道教学者在注释《老子》（也有《庄子》）时发展起来的，其建立和发展，是援佛入老，佛道相激的结果。不过，重玄之学之所以能够在唐代蓬勃发展，除了佛教对老学影响增加的原因以外，亦有解《老》学者自身的因素，即唐代的《老子》研究者们对王弼等人建立的玄学体系已感到不满，认为“魏晋英儒，滞玄通于有无之际”⑥，也就是说，魏晋清谈尚未穷尽《老子》一书的微言大旨，像王弼主张的“以无为本”和裴頠提倡的“贵有论”，或趋于虚无，或流于实在，都是各执一偏。“贵无”实质上就是“滞于无”，“崇有”实质上就是“滞无有”，也即是说，玄学本体论乃“滞于有无之际”，因而显得不够抽象和超越，还没有达到本体思维的最高层面。因此，重玄的旨趣，首先要破的就是玄学家的“双执”，既不滞于有，又不滞于无，亦不滞于非有非无。重玄之学，正是通过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方法，从而使本体论达到了更加抽象圆融的哲学高度。 宋代以后，心性之学作为一个时代课题而为儒、道、释三家一起讨论。对理学来讲，心性之学是其最重要也最富特色的部分，而禅宗本来就以心性学说为看家本领，道教亦积极发展了自己的心性论。因此，此一时期的老学既受到道教的辐射，又得以禅宗的影响，再加上理学的刺激，其有关《老子》哲学思想的解释出现了新的突破，即唐代老学中出现的心性理论，在宋代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趋于成熟，心性学成为《老子》哲学思想解释的重心。以心性解《老》，是宋代以后老学发展中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儒、道、释学者莫不为之。例如苏辙在《老子解》中提出了“道之大，复性而足”的观点，将“性”与老子之道等同起来；邵若愚的《道德真经直解》认为“心常无欲者，乃众妙之门”，《老子》之真谛在于教人“无心”、“无欲”；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则直接把老子之道解为“本心”，认为自然本心，合乎天道；白玉蟾的《道德宝章》更是将老子思想解释成了一套系统的道教心性超越理论，等等。心性理论的创发，充分反映了宋元老学发展的时代特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老学发展史上，王弼注释《老子》阐发玄学宗旨，建立起了宇宙本体论的哲学新体系，这是对《老子》哲学思想解释的第一次重要发展；唐代成玄英等人借《老》以明重玄之趣，丰富和发展了老学的内涵，这可以看作是对老子哲学思想解释的第二次重要突破；而从唐代的重玄本体到宋元时期心性理论的演进，则可视为老子哲学思想解释的第三次重要转变。而关于老子哲学思想解释的这三次转变，实际上也是同样适用于庄学的。⑦ 上面的分析显示，我们对老庄学的研究，重点不在于注者的解释是否符合《老子》《庄子》书的原意，而在于注者的思想创新和时代特色。当然，对《老》《庄》的诠释，也并非可以如天马行空，随意发挥。王弼以“得意忘言”的方法注解《老子》，郭象以同样的方法注解《庄子》，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以及老庄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王弼的解《老》，郭象的解《庄》，都是以“辨名析理”为基础的，他们的解释，自有其学理和逻辑体系。因此，我们固然重视对《老子》《庄子》的创造性诠释，但不能忘了，任何创造性的诠释都不能离开《老》《庄》文本的基本规定以及道家哲学的基本精神，否则，就会出现任意曲解乃至歪曲《老》《庄》的不良倾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