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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史领域的新拓展 既然老庄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注解者的理论建树，以及这种建树与时代的关系，那么，以老庄学为立足点的学术史梳理，必将为思想史研究领域增添新的内容。下面试举三例： 1.道教老学与道教思想史 道教老学指道教人士对本教最高经典《老子》的注解与发挥。蒙文通先生曾言：“以儒家言之，秦汉至于明清二千余年，学术之变亦多，派别亦复纷歧，然决未有一派之中曾无人注六经者，于注经之家即足见各注之宗旨，于《经义考》求之，一部经学史略具于是也。至于道教，何独不然，未有一派之中而无人注《道德经》者，于此考之，而道教思想之源流派别发展变化亦略具于是也。”⑧ 的确，历代道教人士莫不尊崇《老子》，故从其历代注解《老子》之作中，不仅可以发现作注者对《老子》原义的领会与把握情况，而且可以看出作注者本人的思想，进而考见一定历史时期道教思想义理的发展衍变。可以说，一部“道教老学史”，也就是一部“道教思想史”。 自东汉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借《老子》五千文以弘道阐教，道教老学由此形成。早期道教对《老子》的诠释与发挥，在主旨上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是在《老子想尔注》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老子的神化，如《老子序诀》即是如此；其二则是突出以术解《老》，如《老子内解》、《老子节解》等。但两晋以后，随着佛教的发展，佛、道之间的冲突加剧，在彼此论争的过程中，道教义理不够深刻的缺陷逐渐显露出来。为了回应佛教的冲击，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道教人士开始加强理论方面的建设。这一点，首先在道教老学的发展过程中得以体现，其标志即是重玄学的产生与发展。重玄学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东晋时的孙登，他解《老》的旨趣便是“托重玄以寄宗”⑨。到南北朝时期，道教人士如陆修静、顾欢、孟景翼、孟智周、臧玄静、窦略、诸糅、宋文明、韦处玄等均有《老子》注问世，而他们大多数人的解《老》都是“以重玄为宗”。隋唐道教老学承续南北朝老学义理化的特点，并进一步展开，具体表现为重玄学的兴盛。重玄学对老子思想的创造性阐发，在道教思想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提升了道教哲学的境界。其二，为道教性命双修之先导。其三，为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⑩ 宋元道教老学在隋唐道教老学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该时期高道辈出，诠释《老子》的水平很高，并形成了新的时代特色。除了儒道释思想的进一步相互融通以外，尚有两个方面十分突出：第一，对《老子》诠释的学理性进一步增强。道教人物解释《老子》，与一般人士不同，往往包含学理与宗教信仰或者说道与术的双重层面，这一点，宋元道教老学同样不例外，如吕知常、邓錡等即是代表。但是，比较而言，宋元时期的道教人物解《老》，往往更多注意其学理，注意对“道”的阐发，而不重神仙方术之说。这种重道轻术倾向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受当时重义理学风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与道教人士自身对《老子》的认识以及道教教义的发展有关。第二，道教心性论的阐扬。前已指出，在老学发展史上，从唐代的重玄本体到宋元时期心性理论的探讨，可视为对《老子》哲学思想解释的第三次重要转变。宋元时期的道教老学，正是在心性论上大做文章，以心性解《老》，借《老子》而谈道教性命之学，是该时期道教老学发展的重要特点。明清时期，道教老学进入总结阶段。这一时期的道教老学成就虽然总体上没有超越前代，但仍然表现出了自己的生命力，在某些方面颇具特色，如以丹道解《老》获得了新的突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显得更加强烈，等等。 从上面简要的梳理可以看出，道教老学的发展，折射出道教思想文化演进的时代特征，从中不难了解到道教哲学的建构、道教教义的创新、道教与儒释的交融与碰撞等等丰富的内容。 2.老庄学与宋代理学 学术界对理学与道家关系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宏观的方面，缺乏微观深入的剖析，而如果把理学的建构与老庄学发展结合起来，将有助于对理学产生新的认识，并能够促使老庄学研究进一步深入。 在北宋，理学处于形成与发展阶段，这一时期老庄学与理学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老庄学对理学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来说，宋代老庄学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其对理学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方面，从道教学者陈景元等人的老庄学理论来看，如关于道气本体论的阐释、把仁义道德上升到“道”的高度、用禀气之清浊不同来说明人性善恶有别等等，这些内容与二程之理学已具有一种内在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与二程基本上同时或略早的一批儒家学者如王安石、王雾、吕惠卿、司马光、苏辙等人在注解《老子》、《庄子》时，亦自觉地将儒家的性命之学与老庄思想互相结合起来，以性命之学解《老》《庄》成为了他们老庄学思想的共同特点，而司马光所论之“诚”、王安石所论之“理”、苏辙所论之“性”，这些范畴都可以视为十分重要的理学“因子”。二程理学的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定包含了当时儒、道学者老庄学研究所获得的理论成果。到南宋时期，理学成熟并逐渐流行，于是理学反过来对老庄学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即对《老》《庄》有深刻的阐发，林希逸《老子口义》、《庄子口义》的理学色彩也很鲜明。理学家亲自注《老》解《庄》，使得理学的观念很快渗透到了当时的老庄学之中，理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命题如太极、天理、人欲、理气、命、性、本心、理一分殊、体用一源等等都大量出现在老庄学著作里。一批道教学者如董思靖、范应元、褚伯秀、白玉蟾、杜道坚等人为《老子》、《庄子》作注时，同样受到了理学明显的影响。理学对老庄学的渗入与影响主要产生了两方面的功效：其一，进一步促进了理学的传播；其二，增加了老庄学本身的理论活力。由此可见，宋代老庄学与理学的交融互摄关系，构成了宋代思想史中的重要一环。 3.老庄学与近代西学 近代以来，中西学的交流与碰撞始终是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时代课题。由于老庄之道的高度抽象性与开放性，使得各种学说都容易与之结合。随着西学大量传入中国，中西文化之间势必产生激烈的交锋，而老庄学以其开阔弘大的学术品格，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术平台，近代老庄学既为理解、消化西方思想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基础，同时，在西学的影响下，近代老庄学自身也呈现出了与传统老庄学不同的学术风貌。 首先是研究范式的转变，即近代学者普遍用西方学术分科的方法研究老庄思想。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对老庄的研究，是真正从西方意义的哲学的角度来进行的；刘鼐和《新老解》明确将老子思想冠以“哲学”之名；孙思昉《老子政治思想研究》从本体论、无为论、民本论等方面研究老子的政治思想；苏甲荣《庄子哲学》、曹受坤《庄子哲学》都从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等方面揭示庄子的主要思想等等。其次是研究宗旨与研究内容的转变。如王国维于1906年发表《老子之学说》，认为“孔子于《论语》二十篇中，无一语及于形而上学者，其所谓‘天’不过用通俗之语。墨子之称‘天志’，亦不过欲巩固道德政治之根柢耳，其‘天’于‘鬼’之说，未足精密谓之形而上学也。其说宇宙之根本为何物者，始于老子”(11)。他以《老子》第25章、第4章为例，指出“此于现在之宇宙外，进而求宇宙之根本，而谓之曰‘道’。是乃孔墨二家之所无，而我中国真正之哲学，不可云不始于老子也”(12)。他进而指出，老子“恍惚虚静之道，非但宇宙万物之根本，又一切道德政治之根本也”(13)。王国维从西方哲学本体论的角度探讨《老子》的价值，并确立了老子作为中国哲学奠基者的历史地位。严复的《老子评点》，则将老子思想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联系起来。如第10章的评点：“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第39章评点：“以贱为本，以下为基，亦民主之说。”第19章评点：“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又如其《庄子评语》，更是强调“挽近欧西平等自由之旨，庄生往往发之，详玩其说，皆可见也”。另外，近代学者还常以科学思想解释《老》、《庄》，如严复、刘鼐和、胡适都认为老庄思想与西方的进化论相通，陈柱则援引一些其它的科学概念解释《老子》，如释第14章说：“此所谓夷、希、微，盖如二千年前希腊之科学家所谓原子，或近人所发明之电子相同。是物也，视而不可见，然而所以传见者是物也；听而不可闻，然而所以传闻者是物也；搏而不可得，然而所以成物者是物也。就目谓之夷，耳谓之希，手谓之微，名虽不同，其为原子或电子一也。故曰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也。”(14) 认为老庄具有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确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新论。这样的诠释，充分显示出近代老庄学的时代性，所折射出来的乃是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