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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待制院 关于侍制院在大明宫中的方位，宋敏求《长安志》卷六《大明宫》载：“月华门西有中书省，省北曰殿中内省，西有命妇院，北有亲王待制院”。又曰：“紫宸殿后有蓬莱殿，次东有含象殿，后有延英门，内有延英殿……殿相对思政殿、待制院”。《雍录》卷八《待制次对》载：“阁本图待制有院，在宣政殿之东，少阳院之西，盖仿汉世待诏立此官称也。武后名曌，故凡诏皆改为制，而待诏亦为待制也。”《六典大明宫图》、《长安志图·唐大明宫图》、《陕西通志》、《唐两京城坊考》等图籍，多未有记载。《阁本大明宫图》标绘有待诏(制)院，未有亲王待制院；《关中胜迹图志》有亲王院，却未有待制院。《雍录》说待制院在宣政殿以东，是指大的方位，其依据来自《阁本大明宫图》，此图将其标绘在弘文馆以东。徐松之书亦是如此，将待诏(制)院确定在弘文馆以东，但其书所附《西京大明宫图》却标绘在少阳院以西，在弘文馆以东标绘了史馆，正文与图并不一致，而且正文称待诏院，图上却标绘为待制院，尽管两者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但作为同一部书应该是统一的。而且仅绘了一处待制院，删去了《长安志》所记的亲王待制院。 徐松之书在待诏院下的注文说：“盖此待制院候宣政殿引对者也。思政殿侧之待制院，候延英殿引对者也。待诏院在史馆西，据《大典》及《阁本大明宫图》订。”(16)在这一段文字中，待诏院与待制院同时出现，说明徐又承认大明宫有两个待制(诏)院，其中一个应为《长安志》所说的亲王待制院。从其文义看，他所说的宣政殿引对者的这处待制院，应该是他正文中所说的待诏院，延英殿引对者的这处应是待制院，也就是《长安志》所载的亲王待制院。不过徐松并没有使用亲王待制院这一名称，而是直接称待制院，又把另一处称待诏院，以便有所区别。徐松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唐后期形成了延英召对的制度，宰相在延英殿面见皇帝退出后，皇帝还要召见待制官员，因此这些官员必须有一处等待召见的场所。而亲王不是待制官，是不参加此类召对活动的，故不能称亲王待制院。此外，唐朝皇帝在宣政殿举行完常朝朝会后，也会召见待制官员，详情后述，所以也必须有一处待制官等待召见的场所。因此大明宫内应有两处类似的场所，故《长安志》的记载绝不是空穴来风，只是不知何故将前者称为亲王待制院，这其间肯定有讹误存在。 关于这两处待制院的方位，《长安志》说亲王待制院位于命妇院之北，而待制院位于思政殿以东。徐松将后者定在弘文馆以东，其依据是《阁本大明宫图》，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如按《长安志》的记载，则其位于与延英殿相对的思政殿以东。这里所谓“相对”，是指东西相对，因为延英殿的东面为紫宸院，之西为含象殿，显然这里的“相对”，是指东西对称之意。如此思政殿肯定位于中轴线之东，其东为待制院。这才是宋敏求的本意。如果这样的话，待制院就距离宣政殿较远了，不如弘文馆以东距宣政殿近便，且如果其位于思政殿以东的话，则已处于内宫了，故应以弘文馆以东为准。 至于所谓亲王待制院，《长安志》说其位于命妇院以北，而集贤院也位于“命妇院北，本命妇院之地”。(17)说明其与集贤院靠得很近，史载：代宗永泰元年(765年)三月，敕“尚书左仆射裴冕、右仆射郭英K22Y622.jpg、太子少傅裴遵庆、太子少保兼御史大夫白志贞、太子詹事兼御史大夫臧希让、左散骑常侍杨瓘、检校刑部尚书王昂、检校刑部尚书崔涣、吏部侍郎李季卿、王延昌，礼部侍郎贾至、杞王傅吴令圭等，并集贤待制”(18)。故《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八》说：“永泰时，勋臣罢节制，无职事，皆待制于集贤门，凡十三人，特给餐钱，以优其礼。”就是指上面这些人。该书还记载说：“永泰元年，敕裴冕等并集贤待制，此始有待制之所，然则盖唐设官也。”意即集贤门是待制之所。此话也不算错，但马端临却没有细究唐朝的待制之所的变化。另据《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载：大历十四年六月，“举先天故事，非供奉侍卫之官，自文武六品己上清望官，每日二人更直待制，以备顾问，仍以延英南药院故地为廨。”这才是专门为待制官设置的待制院。延英门南有殿中内省、命妇院、集贤院，这些机构的南面便是中书省。药院当位于殿中内省的地盘内，史馆也建在尚药局药院，时在开元二十五年，(19)此次又在药院故地建待制院，除了说明药院所占地盘甚大外，也说明待制院紧靠着史馆。至于待制院具体位于史馆的哪个方向，徐松之书说“待诏院在史馆西”。这句话肯定是有依据的，只是徐松把史馆的位置定在了弘文馆以东，于是便产生了混乱。实际上史馆应在中书省以北、延英殿南的药院故地上，这样我们便可以确定待制院的方位就在中书省以北、史馆以西的位置上。 需要说明的是，徐松之书的这段注文错讹颇多。其既然已将弘文馆以东的待制院作为宣政殿待制之处，又说思政殿以东的待制院是延英殿待制之处，可是思政殿位于大明宫中轴线以东，而延英殿却位于中轴线以西，两处相距甚远，如何等候召对？这就说明徐松把宋敏求《长安志》的内容理解错了。至于徐松所说的：“待诏院在史馆西”。姑且不论史馆的正确方位应在中书省之北，即使如此，这种说法与其书所附的《西京大明宫图》也不相合，在此图上他将待诏院标绘在少阳院以西、门下省西北。徐书讹误之多，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可知大明宫有两处待制院，一处在史馆以西，大历十四年(779年)设置，为延英殿待制之处；另一处在弘文馆以东，为宣政殿待制之处，虽不知置于何时，但肯定要早于前一处待制院。 关于待制院的用途，徐松曰：“唐初，仿汉立待诏。后以武后讳，改诏为制。每御正衙日，令诸司长官二人奏本司事，谓之待制。贞元间，又令未为长官而预常参者亦每日引见，谓之巡对，亦谓之次对。”(20)只是徐松说得并不全面，所以有必要略加论述。 关于唐朝待制官的制度，据《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载： 初，太宗即位，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门下两省，以备访问。永徽中，命弘文馆学士一人，日待制于武德殿西门。文明元年，诏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日一人待制于章善、明福门。先天末，又命朝集使六品以上二人，随仗待制。永泰时，勋臣罢节制，无职事，皆待制于集贤门，凡十三人。崔祐甫为相，建议文官一品以上更直待制。其后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 先天时的所谓“随仗待制”，就是指在宣政殿待制，因为在这时只有宣政殿举行的朝会才有仗。上面引文的最后一句是指德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的一道敕令，即“举先天故事，非供奉侍卫之官，自文武六品己上清望官，每日二人更直待制，以备顾问”。(21)所谓正衙，即指宣政殿。这种在宣政殿朝会后召见待制官的制度后来又有了变化，元和元年(806年)三月，武元衡奏：“‘正衙待制官，本置此官以备问。比来正衙多不奏事。自今后请以尚书省六品以上职事官、东宫师傅宾詹、王傅等，每坐日令两人待，退朝，诏于延英候对。’从之。”(22)即皇帝在宣政殿退朝后，再在延英殿召见待制官员。 其实皇帝在延英殿召见待制官并不限于正衙朝会后，其在延英召对日，与宰相议政结束后，亦召见待制官。如唐德宗“贞元七年诏，每御延英，引见常参官二人，访以政道，谓之次对官，所以广视听也。”(23)之所以叫次对官，是因为其在召对宰相之后，故谓之次对官。次对官也叫巡对官。“(贞元)七年十月诏：‘自今已后，每御延英殿，令诸司官长二人，奏本司事。’俄又令常参官每日二人引见，访以政事，谓之巡对”(24)。关于次对官也叫巡对官的史料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此外，唐朝还规定其他官员如有事需要上奏，可于前一日进状请对，然后再在延英殿外等待皇帝召见。当时面奏的必然是大事，非大事则不须面对，之所以规定前一日进状请对，就是要在状上说明请对缘由，这样做就是为了避免大小事务都一窝蜂地去找皇帝。这一种制度当时叫做延英转对。关于待制官的起源及演变情况，《唐会要》卷二六《待制官》有详细记载，可以参看，就不多说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