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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空间与市民生活 （一）公园与市民生活 公园这一概念于20世纪初首次引入中国，“公园意味着公众所有，大家皆可享用，而花园和园林则蕴涵着它是皇家或私人财产”。17广州市第一所公园于1920年在清代抚署故址开辟兴建，原称第一公园，1925年改称中央公园。18至1934年，广州共有八所公园：中央公园、越秀公园、东山公园、河南公园、永汉公园、净慧公园、中山公园、白云公园。19 1. 平民化特征 近代广州公园真正体现了“各色人等均能平等享用”的平民化特征，这与当时中国其他城市公园消费是“一种奢侈品，要贵族才能享用”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20世纪30年代末上海女工只有“少数星期日约同到兆丰公园玩玩”。20经济条件的限制成为她们游园的首要障碍。成都劳动总会代表劳苦大众向少城公园管理者提出发给优惠券的申请时言：“我七千万同胞共组织之公园，亦为一铜元所限，不得享自由出入之权利，我何人斯，而能堪此。”21相比各地做法，广州公园的消费门槛很低，起初不要门票，后来改为收费，但价格仍非常低廉。海珠公园曾议决不收门票，市政府给出这样的解释：“市工务局长程天固，以公园本公开性质，与民同乐，罕有入场收费者，乃本市海珠公园，因支搭板桥往返，竟至入场收费，以致一般贫民，望门兴叹，与公开性质，不无抵触，……昨特向第一次市政委员会提请该项收费取消，任从市民自由往返，以资娱乐，而示公开。”22可见，广州公园的平民化特征与市政当局的开明政策不无相关。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在现在的中国里面若要找一个较自由及平等的地方，请你到广州去，第一公园不要买票，谁都可以进去观赏，哪里有什么贵族与平民之分？”23 公园因为收费低廉，因此一经开辟就成为广州普通民众最乐意光顾的公共空间，“1928年8月，海珠公园就有游客10万余名，同年11月，游园者达13万余人”。241929年元旦前后，中央公园上演各种游艺活动，游人如织，“欲出入公园者，须二三十分之拥挤，观众满布至园前马路”。25“每当暑天，夕阳西坠的时候，那些人们，无论男女老幼，都成群结队而来。”261935年夏，为尽量满足市民所需，中央公园不得不延长开放时间，于夜间12时关门；净慧公园、永汉公园也分别定于夜间11时关门。27 不过，公园因为不收门票，导致各阶层人士皆将公园视为自由娱乐的胜地，也招致一系列负面的社会影响。有人曾在第一公园内目睹各种缺乏公民意识与公共道德的现象，总结为“公园百怪录”：“今第一公园的草地，乃坐满的无产阶级，和劳力工人，无拘无束的坐地，正是自由得很，快乐得很，但青草被他们蹂躏得太不成模样了。……公园所陈列的椅子……尽被无赖占作卧榻。……听得歌声清亮，以为是什么剧社演剧，乃趋前一看，见着裸体的苦力工人，在那里击壤而歌，响遏行云，阳春白雪和霓裳羽衣曲。”28还有人记：“本市的第一公园，……这些椅已变成无赖地痞的‘梳化床’，他们老早已‘肤体横陈’的占满了。”29当时公园内还常常筹办游艺会和演奏会，造成园内草木受损，“经过粤秀公园游艺会、航空局游艺会及孙文主义学会游艺会后，统计横被损坏者，各种时花数百盆，大小花盆二百余个，各花园十余个，花棚数丈，整个一个污秽不堪”。30这使得政府开始考虑是否要控制此类游园会的举办。1926年市政委员提议维护第一公园的意见书中就明确请求禁止开游园会：“每一次开会，园中即受一次摧残，……若纷纷借为开设游艺会，恣意将花草树木草地蹂躏践踏，……与政府建设公园为市民怡乐之意，尤相违背。”31 2. 世俗化特征 公园是时人开展各种娱乐与休闲活动的场所，由此也使公园成为一个极具世俗性特征的娱乐空间。如当时的中央公园修建了网球场供时人开展体育活动，“园边球场，体育界多趋之，拍球取乐，迩者来一女郎，蓝衣裙，黑背心，皮肤黝黑，而两目晶莹，纠桓之气溢于眉宇，球术极娴，与两男对，矫捷回旋，从鲜轩轾”。32广州市民还经常到公园跳舞游乐，“三号那晚，闻说国民花园开幕，……那时才七点，来的人已是很多，……等到八点钟，已经没有地方了。来的人还是源源不绝，广州人的跳舞热，可算是厉害”。33公园还是时髦青年男女约会休闲的去处，报纸记载有学生专门到公园捧读张恨水的小说，研究如何社交：“原来一双玉人儿，在树的背后正在聚精会神地一面睇着手中书，……原来是张先生的大作。”34还有女子得知第一公园建成后，急切想目睹公园的“辉煌”，渴望男友能带她前去约会：“因为佢係建筑初成，就应份前去一转。睇吓辉煌到点样，免驶我锁着眉端。君呀、你快快同奴去吓，莫个重在心头算。”35可见公园被青年男女视作时髦的休闲场所。 除了这些市民自发的娱乐活动之外，政府还主导在公园内举办各种活动，以丰富市民的日常生活。如中央公园、永汉公园的音乐亭经常有乐队演奏音乐，引来许多市民欣赏；中央公园还曾举办多种音乐演奏会，以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京剧与粤曲作为演奏曲目；此外，中央公园还举办赛花会，广聚各种奇异花卉与名石书画。永汉公园向社会广泛征集珍禽异兽，在园中展出虎、豹之类猛兽以及国外动物种类，引得市民纷纷前来观瞻。36在公园兴建游乐项目，以利于市民娱乐，还被单列作为政府的施政计划予以提出。1934年《广州三年施政计划简表》中第三年的整理市政工作就包括：“美化原有公园：1. 加种花卉树木；2. 设置健身场；3. 设置儿童游乐场。”37各种社会团体也在公园举办游艺活动，如孙文主义学会援助罢工游艺大会就在第一公园演人寿年班，上演各种戏目，“游人众多，收入成绩自佳，其中尤以人寿年大剧场为最拥挤，所有对号普通位，均座为之满”。38此外，公园还开辟茶亭营业，令公园的休闲空间得到扩展，泉隐公司曾在中央公园承办茶亭营业，“以供市民娱乐”。39而自从泉隐公司承办了中央公园的茶亭营业，粤秀公园也开始租地建筑茶亭。 可见，近代广州公园的发展仍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公园世俗性生活空间的特征，政府主导的许多建设方案皆以丰富与方便市民游乐为旨义。这种发展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对公园性质的体认及其开明的政策息息相关。 （二）茶楼与市民生活 1. 公共言论的表达场所 作为传统社会重要的公共生活空间，清代茶居的开辟就是为满足普通市民品茗的需要，进入20世纪初期，随着广州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各阶层的分化加快，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新的社会群体需要交往的平台，在劳作之余也需要适当的娱乐消闲，因此茶楼就成为市民日常消遣的首选场所。加之广州人喝茶“有脚头瘾”，甚至“有茶癖者，一日不到茶楼，心当痒痒，有些更早午晚均要一到茶楼，他们的生涯，除一部分在休息上，余多是付于喝茶之上”。401921年广州市政厅公布全市茶楼数目为380家，41到了1928年，全市茶楼有416家。42许多茶楼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茶客群体，如乐善戏院的“又来”茶楼，以前在“茶楼兴旺时，虽长衫马褂之上流人，亦多往品茗”，“商团事件付之一炬，现设之重来后”，“附近肆伙及肩挑小贩多喜就之”。43一德路茶楼每晨五时是“落栏买货之小贩光顾”，“迨八九时，则品茗者为庄口商人及海味行伙伴矣”。44长寿新街的朱冠兰，“往该茶楼品茗者多为熟客，一则为与茶堂倌谈笑，一则打听商业行情，高弹阔议，彼此互通消息，该茶居之盛，不为无因”。45大北附近的义全茶居光顾者多为“附近种植农夫与磐石工人”。46惠如茶楼的光顾者多学界中人，他们常常“自居一房，开茶一盅，挟册观书，久而弗去，视此为休息之所也”。47 茶客在茶楼品茶的同时，也将茶楼当作自由闲聊的地方。其中，政治是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以下是1925年两个商人在茶楼里的一番对话： 你老这回机会到了。只是可怜我啊。你看见风潮这般厉害，我积存的货物，不知何时才能出脱。万一风潮若再扩大，我的生意恐不免要弄糟了。……一个颀长而瘦的乙疾首蹙额地向一个很肥胖的甲说。 你轻视工人，以为他们弄不出什么大事，不早早把他估脱，这是你自取其咎，怨不得什么人。可是我呢，货物虽然不多，但是这风潮若果能够延长一月两月，我就马上可以恢复我数年来的损失了。……肥胖的甲很得意地答颀长而瘦的乙道。48 两位商人谈话的时间背景处在省港工人罢工之后，商人乙因受风潮影响而使生意受到影响，而商人甲则从中获利，并由此揶揄乙，认为他是由于轻视工人而自取其咎，对话展现了茶楼作为人们公共生活的重要空间，其公共言论与政治的紧密关联性。 报纸另有一则关于茶楼对话的记载： 我昨天正午很无聊，同着一个朋友，去十八甫某茶室品茗。……只听得那少年对他同桌的人说道：“有乜巡行不巡行。而家俾佢地打死咁多人，真系蠢笨咯。……外国人唔系俾我的人嚟闹嘅，我的人偏要闹佢，故此佢地开炮打我地，系自己寻死咯。……”我听到这里已是忍不住，……在街上我更是忍不住问一问我朋友：“那个讲这些麻木不仁话的是哪类人呢？”他答道：“是商界中人。他的心已经全死了，真是可惜！可惜”。说完，就分道回家了。49 两位商人的谈话被作者痛陈为“麻木不仁”，但由此可见茶楼闲聊的自由性，无论有关政治的话题是否合于时宜，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趋同还是存在分歧，都可以在茶楼中得到自由抒发；报纸对这些话题本身的记录也展现了社会各阶层对政治形势不同的判断与体认。 还有一则对话： 昨偕同友人黄君在永汉路涎香楼品茗，时邻座先有两名客在，视之，一则衣黑胶绸衫襟者，一则衣白斜民装衫裤者，襟际复悬有打倒帝国主义罢工工友等字样之白布章，原来方知係援助惨杀案罢工返国之同胞也。……甲曰：“我们不觉来此十日，而实在被（比）受罪还惨，惟一人一桌，求饱殊难，我已经打算再过两三日，就返落港矣。”乙曰：“诚然，我们爱国，来省亦係爱国，返省亦係爱国。”甲笑曰：“不错，我们就联同一致可也。”50 两位茶客是援助罢工工人返国的同胞，他们在茶楼道出各自的“心声”，尽管报纸记录这则对话是为抨击时弊，但对话本身揭示了茶楼作为言论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常常可以展现政治风潮背后人们真实的心理。由于国家权力尚无法深入茶楼进行严密监管，茶楼才给人们提供了非正式的讲台，人们在那里能够相对自由地表达政治声音。 2. 娱乐生活的世俗空间 人们在茶楼饮茶的同时，茶楼也提供给时人各种消闲娱乐。1910年真光公司聘失明艺人（瞽姬）到天台游乐场演唱，引来不少听众。当时广州市内茶楼生意竞争激烈，许多茶楼老板审时度势，瞅准瞽姬演唱的商机，“大新路小市街的‘茗珍茶楼’，梯云路蓑衣街的‘正南楼’，带河路顺母桥的‘顺昌楼’，宝华路的‘初一楼’”率先“雇佣瞽姬度曲，以为招徕生意。人情好奇，又以有野食有野听，果然闻声而集者，座为之满。此风一开，各茶楼亦纷纷效尤”。51当时茶楼“虽茶价增加了，却极受茶客欢迎，尤以夜场更加挤拥”，52有竹枝词这样形容茶楼夜夜笙歌的景象：“米珠薪桂了无惊，装饰奢华饮食精，绝似歌舞升平日，茶楼处处管弦声。”53瞽姬深受许多曲迷茶客的追捧，“当时‘好此道’者，追踪往听，颇不乏人”，54甚至于“某年戒严时代，仍由河南渡河北听曲”。551919年前后，茶楼歌坛出现了明眼女艺人演唱粤曲，时称“女伶”。“有林玉燕、卓可卿两个非失明的女子第一次暗中到茶楼演唱，轰动一时，各方顾客都涌来，要欣赏开眼的演唱，茶楼生意大增。给茶楼老板打开一条财路，各茶楼争着邀请。”56瞽姬失明，演唱时不能形神兼备，表情呆滞，而女伶唱曲时，善于以“色相示人”，她们明眸善睐，眼晴眉头皆能传情达意，而这是盲眼的瞽姬无法具备的特质。女伶还突破了瞽姬的演唱内容与风格，竞相演唱单曲新腔，因此很快受到茶楼听众的热捧。 20世纪20年代初，雇佣女招待之风开始在茶楼盛行开来。“文雅丽”茶室大胆雇用女性充任“企堂”57，以吸引茶客消费；后又有商人以女权平等为旗号，“在永汉路（现北京路）附近高第街对面首创一家平权女子茶室，继又在十八甫开设一家平等女子茶室，由麦雪姬主持服务工作”。58许多茶客到茶楼消费也并非饮茶，而是借机与女招待调笑，这种变相的性消费比妓院消费更“名正言顺”，且价格低廉，因此“此风一开，各茶楼纷纷雇用女招待”，59至“民国九年，各茶楼多用女招待”。60茶楼女招待最初仅是为客人斟茶捧酒、侍坐迎送，但由于许多茶客“惜其地方狭小，陈设又简单，食品平常，而取价则异常昂贵，但醉翁之意，且不在酒，茶客之来，岂在茶乎”，61以至于商家向女招待施压，使其“不能不投东主之好，放浪形骸，以与座客周旋”。62当时有报载：“女招待怪象百出，举行淫贱，每较妓女为甚”。63有女招待“异常妖冶，荡态逼人，专与男茶堂‘打牙痕’，嬉笑做作，对于提煲开水，不无怠慢”。64一些茶楼还专门设立雅座以便茶客与女招待“谈心”。还有茶楼打出“女侍皇后英倾城小姐恭候光临”等诱惑性广告，门前挂生花牌匾，以此吸引茶客。甚至“有一最新奇最可注目之‘性也’茶楼设于南堤”。65还有茶楼不惜高薪直接聘请妓女做女招待，“有数家大酒店老板以重金聘用香港石塘咀明寨妓女来省执役，查此种女招待薪金每月达百余元，现仍有数家续派员赴港聘用”。661922年广州下令禁娼，各妓院纷纷关门停业，许多妓女“临时改充女招待，暂寄一枝”。67而那些令女招待专职于本职工作的茶楼，生意则一落千丈，因“该数家茶室女侍之招待方法，比其他茶室雇用之女子为纯正，不多与顾客攀谈，一般茶客以为招待欠周，多向其他男女混合之茶室光顾”。68 茶楼雇请瞽姬、女伶唱曲，营造了茶楼娱乐生活的世俗空间。一方面，茶楼的娱乐空间由品茗聊天，扩展至听曲赏乐，将传统戏园的娱乐形式与茶楼品茗、聊天的休闲形式相融合，迎合了粤人喜茶好曲的传统习俗；而另一方面，瞽姬、女伶和女招待的出现，变相迎合了时人好曲狎妓之风，品曲同时亦可品赏女色，还可乘机谑笑纠缠，以致当时地方精英批判茶楼“为锣鼓喧天，争风吃醋场所”，69报纸还称那些热衷女伶的人为“女伶大舅”，他们成日无所事事，到处追逐女伶，纠缠献媚。据时人回忆，当时曲迷中有八个劣绅恶霸，被称为“八怪”，他们经常拉一班无聊清客，到茶楼为自己喜爱的女伶捧场，每至必霸坐前排，乘机调笑纠缠女伶，而茶楼为迎合时人所需，或向当地政客军阀献媚，令女招待向茶客调笑取媚，将茶楼的娱乐文化推向恶俗的境地。7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