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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随着晚清新政的实施，广州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地方当局和改良精英进行了市政建设，其中就包括公共空间的开辟。与其时中国其他城市公园的“贵族化”特征相比，广州公园具有鲜明的平民化与世俗化特征，它一经开辟便成为普通民众最乐意光顾的公共空间；而广州公园与市民生活的密切性，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地政府的开明政策相关，政府主导的许多建设方案皆以丰富与方便市民游乐为旨义，以维护公园世俗性公共空间的特征。 随着现代国家权力对城市资源的控制加剧，市政建设被纳入国家建设体系之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各地开始大力兴建各种公园设施，各地市政建设更将公园列为标志性项目，像上海、北京、南京、天津、成都、武汉等城市都有数个以至十个以上的公园，广州的公园建设亦是其中之体现。它与其时中国其他城市的公园一样，都被政府视作开启民智、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空间，111国家同时通过在这一空间内修筑纪念建筑，以及举办纪念活动，将革命思想、国家认同、政府意志等意识形态思想渗透入公众精神之中；而民众在被公园空间政治规训的同时，又通过空间中的自我实践强化公园的空间政治形态。这正反映了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政府实施国民教育与普及教育的迫切之需，以及公园作为新兴的公共空间，成为国家权力渗透的重要场域。 同时期的广州茶楼，其浓郁的平民化与世俗化特征体现于，当许多传统商业陆续衰落之时，茶楼却能够保持足够的竞争活力，这得益于茶楼灵活地采取了迎合地方文化的商业策略，使这个公共空间没有割断与普通市民的联系。当时的广州茶楼通过雇请瞽姬、女伶、女招待款客，使茶楼的娱乐空间由品茗聊天扩展至听曲赏乐，迎合了粤人喜茶好曲的传统习俗，构建了更为世俗性、平民化的娱乐生活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权力尚无法深入公共空间进行严密监管，茶楼给人们提供了非正式的讲台，人们在那里得以相对自由地表达政治声音。 茶楼的娱乐空间受到混乱的地方政治与文化的深刻影响。20世纪初期广东政治局面动荡，各路军阀包烟包赌，使城市商业经济呈现畸形繁荣，地痞、流氓、军人、豪绅、无聊文人，均混迹于茶楼之中，同时茶楼老板为迎合时人所需，通过雇请瞽姬、女伶、女招待，变相迎合时人狎妓之风，将茶楼的娱乐文化推向恶俗的境地。茶楼也成为滋生暴力事件的场所，由此，国家权力开始涉入茶楼空间内部进行治理，并不断制定与强化新的规章对茶楼进行控制与干预，但坚持贯彻其政策并非易事，茶楼也不断想方设法游走于政策的边缘。 造成这些复杂现象的根源在于当时广州地方政治的动荡与社会时局的混乱，特别是20世纪的前三十年，广州战乱连连，政权不断更迭，各种政治力量分化组合，此消彼长，广州社会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权；除此之外，大量的贫困人口、失业人群、城市民众低教育程度、烟赌狎妓之风极盛的社会风气，以及历史惯性等多种因素，也与混乱的政治环境一道构成滋生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现实土壤。政权的更迭使国家权力难以深入社会底层，也削弱了政府稳定公共秩序的能力，使得一系列针对公共空间的干预与控制政策难以持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