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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空间与国家权力 （一）公园与国家权力 1. 开启民智 公园开辟之后，大受市民的欢迎，成为普通民众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然而，对于市政建设者来说，公园之设不仅是以备公众游憩之所，公园功能的定位还要“增进群众合作之精神，寓教育于游戏之中”，以开启民智。71国民党在《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更明确将公园定位为社会教育空间，“力辟神道与迷信”，“利用标语图画，以培养民众公德”。721925年12月广州相关组织先是在第一公园内开展书画展览，后又决定“商借广东大学之生理、卫生及动植物标本，以为陈列，至于市卫生局之宣传品，亦一概借出，供市民观瞻”，73以增进市民的科学知识。1927年有人要求在中央公园和海珠公园内为游客搭书棚，作为公共阅览书报的场所。20世纪30年代广东省政府在净慧公园设立了省立民众教育馆。1934年5月，省民众馆举办了中西洋书画展和实用艺术作品展览，包括建筑图案、广告画、刺绣等，目的在于提倡广东民众艺术，他们还多次举办富有教育意义的话剧演出。74 当时许多公园还引进先进的现代音响设备，并邀请各行业专家到公园讲演，以新颖之形式吸引民众，来增强教育民众、开启民智的作用。政府特令播音台增设公共场合放音机播放音乐，广州市播音台订购放音机多座，安设于净慧公园、海幢公园、越秀公园和东山公园等六个场所，播放音乐，以娱市民。75海幢公园播音台，除播放音乐、时事外，还设有市立民众教育馆，“每周五晚由市教育局派员到台演讲常识，故于市民知识之裨益不浅”。76“中央公园内设立播音台后，大增市民游园兴趣”。771929年元旦前后，中央公园还安排表演各种游艺，“查是日到园表演音乐者，有李寄生、李浮生……又公园右边，有明珠剧院报效放映谐画，市民均啧啧叹美不止云”。781929年2月，中央公园又举行音乐会，“中央公园放音台，现定本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时，延请欧阳予倩、方杭僧、朱嘉乐……各音乐大家奏曲，此次在公园放音乐台演奏，初试新声，想届时市民定必先听为快矣”。79 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的标志之一，即是国民教育或普及教育理念的确立，而利用公共空间，于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对之进行社会教育，对民众的观念进行引导、塑造与调控，成为当时政府采取的重要策略。可以看到，当时广州的市政精英努力将公园这一公共空间，建设成为向市民推行社会教育、传输现代思想观念、塑造现代国民的重要空间。 2. 纪念空间的营造 中国自古就有立碑之传统，树碑立传，成为国人纪念先贤的重要方式。近代以来，随着城市公共空间的兴建与扩展，单体建筑式样的纪念雕像、纪念碑、纪念亭开始在公共空间内被建筑。广州中央公园曾拟设孙中山雕像；越秀公园中树孙中山纪念碑、海员亭等；海珠公园树程璧光雕像；1926年筹建河南公园时，“地点决定在宝岗（宝岗山），园内拟建筑总理纪念碑”。80此外，中央公园内有史坚如纪念碑，另有汉民公园。81广州市政府还为纪念国父广州蒙难，又特辟黄埔公园，放置陈炯明叛变时用来攻击国父座驾的巨炮，并特建纪念亭一座。福柯曾（Michel Foucault）指出：“空间位置，特别是建筑设计，在一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建筑……变成了为达成经济—政治目标所使用的空间部署问题。”82政府规划建设的公园，成为纪念雕像、纪念碑、纪念亭等建筑形式的集中之地，其空间建构的意涵正是通过建筑形式营造纪念空间，以强化空间的政治性与加强国民的政治认同，从而实现意识形态的空间渗透。 另一方面，民众在理解空间政治的象征意义的同时，其实践活动又在进一步强化空间象征，从而完成对空间政治的再建构。1926年中央公园举行公祭孙中山活动，“全体整队赴中央公园公祭，园之大门扎有彩牌，上为‘孙中山先生周年纪念大会’，公理战胜牌下挂有‘和平奋斗的中国全国市民，都来信仰孙文主义努力国民革命’；社稷坛门首挂有‘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实现革命孙文主义’，社稷坛大殿门首，遍悬‘努力国民革命，精神不死，三民主义尚存，打倒任何属性的帝国主义’，‘打倒任何党派军阀官僚’等联。……公园门口，挤塞异常，全城公私大小学生均一律往祭”。831934年全市各校学生在净慧公园的省立民教馆举行五四运动纪念大会，通过提案三项。84广州各界还曾多次在中央公园追悼邓三伯、列宁、简良、华侨先烈等人物。1924年3月8日，广州妇女界首次在第一公园举行隆重的“三八”纪念活动。北伐胜利后，广州市民在第一公园开祝捷大会，“昨二十四日，市民祝捷大会在第一公园音乐亭内开会，公园门前悬挂国旗军旗党旗周番旗，横悬市民祝捷大会旗帜，音乐亭内布置会场，悬旗结彩，赴会者，市内各工团善团体国民党及军警学界市民约三千余人，甚形踊跃，各人均手持小旗，大书‘北伐胜利’、‘统一中国’、‘铲除军阀’等标语”。85 国家通过在这一空间内修筑纪念建筑，以及举办纪念活动，将革命思想、国家认同、政府意志等意识形态思想渗透入公众精神之中；另一方面，在被公园空间政治规训的同时，民众又通过空间中的自我实践来表达其民族主义思想，强化了公园空间政治形态的构成。86这印证了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论述：“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87 （二）控制与干预：茶楼与国家权力 20世纪初期，当许多传统商业在西方的冲击下衰落之时，茶楼不仅可以继续生存下去，而且生意兴隆，这源于茶楼懂得迎合地方的文化习俗，并顺应时势做出灵活的调整。然而，在政局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受利益驱动的茶楼娱乐文化也成为制造混乱与滋生暴力冲突事件的场所，由此国家权力开始涉入茶楼空间内部，进行一定的控制与干预。 瞽姬在茶楼演唱之风盛行后，广州市政府颁布了《广州市财政局取缔各营业场所演唱瞽姬简章》，规定“凡广州市内茶楼酒馆旅店及公共娱乐场所演唱瞽姬系为招徕宾客起见，具有营业性质者，均须到财政局纳费领有牌照方许演唱；所领出之牌照必须悬挂该营业场所当众之处，以便随时稽查而资保护；各演唱场所凡领牌照须按季纳足毫银三十元，先期清纳，毋得延滞”。88政府一方面认定瞽姬于茶楼唱曲谋生的正当性；一方面亦将之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以致征收的牌照税使“各酒楼茶室等多已不复如前演唱。一般瞽姬遂大受影响”。89各茶楼对该项政策多有反对，虽“迭经三令五申，其遵章来局纳费领照者，固不乏人，并不领照而擅自演唱者所在多有”。90由此可见，政府的税收政策实施之效果并不理想，此政策遂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瞽姬的衰落而结束。 由于瞽姬于茶楼唱曲的同时，出现了卖淫瞽姬、嫖客、胁迫瞽姬卖淫之养母及窝留瞽姬卖淫的旅馆等恶劣现象，1926年市政府为防止利用瞽姬卖淫嫖娼之事发生，颁布了《广州取缔演唱瞽姬简则》，规定了各营业场所演唱瞽姬的人数“每晚只许雇用瞽姬二人”，演唱时间“每晚不得逾夜半十二时”；瞽姬演唱时不得“与听客淫词调笑及非礼举动等事”；瞽姬演唱结束后，“凡各该营业场所，不得容留瞽姬度宿及代为媒合卖淫情事”。91公安局还配合贫民教养院执行收容瞽姬的任务，“特下令各区署，如遇段内有瞽姬在行人路藉唱曲卖淫者，随时一律拘拿，直接解送贫民教养院收容。各区连夜己拿获百余名，均解送贫民院。故长堤、靖远路附近等处，若辈已告绝迹矣”。92 进入20世纪20年代，茶楼大兴雇佣女招待之风，广州酒楼茶室工会因为女招待影响了男工的谋生，呈请省长公署“严禁各号雇佣女子招待”。931921年12月，广州茶居工会发动所属工人罢工，省长公署下令禁止茶楼酒室雇用女招待，市公安局即对全市茶楼酒室“每日均着该管警察登门劝告，请其辞退女工，日凡三四次”。941921年12月24日，广东女界联合会派出代表向省署请愿，请求省长取消禁止茶楼酒室女工令。省长陈炯明对此表示：“酒楼茶室本可雇用女工，惟必须严加取缔，免伤风化”，且要求“各酒楼茶室房及门帘，须一律撤去，女工服饰，须格外朴实”。95广州酒楼茶室工会表示不服，自行组织调查队逐店调查，遇有工人开工者一律驱逐，遂使许多茶楼被迫辞退女招待。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许多茶楼趁政局动荡，政府对女招待问题无从顾及之时，又重新雇请女招待，其规模甚至大大超过第一次禁止之时，政府遂又制定《广州市取缔茶楼酒馆女招待规则》96，对女招待的服饰、执业时间、职业行为等，做出严格规定与管理，并要求公安局“认真执行取缔女招待规则，按日派员分巡各酒楼茶室。如遇女招待之不守规则者，着即呼警带案訽罚，勿得瞻徇。倘有犯规多次者，则禁止在各店”。971924年广州发生了一起“女招待杀人案”，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尽管最终的调查结果证明女招待是无辜的，但在案情尚在调查之时，广州市公安局便以此事为借口，于1924年7月14日再次下令禁止女招待，要求各茶楼酒室“自布告日起，应将女招待概行辞退，倘敢故违，定干究罚”。98由于这一次政府的查禁政策相当严厉，茶楼女招待被纷纷辞退，许多茶楼生意因此受到重击，但仍有茶楼老板想方设法延用女招待，如河南建南茶楼“当严禁女招待时，该楼仍有女招待提壶欵客”，以致“有女招待癖者，趋之若鹜”。99有的以变相之手法雇佣女招待，“邀得旧日女招待到坐铺面，终日谈笑风生，以炫一般茶博士眼目”；100还有的“将女招待员改为掌柜”，“与茶客说笑，察其举止，实与前之所设招待无异”，101又或“作卖烟女穿梭于茶室酒楼间”；102更有借“日下提倡女子职业呼声日高，女界经商，例所不禁”，在维新路上设立一女茶室，“其招待用女子”。103 由此可见，当时商业经济、社会文化的繁荣，驱使茶楼商家为继续获利，或为求得生存，仍敢于在政府严惩重罚的政策边缘游走。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受国际经济大萧条的环境影响，大批丝厂女工奔赴广州谋生，有妇女投资开设女子茶室以解决女工就业，广州女招待遂又复兴起来，市政府为维持女子职业计，也逐步解除了禁令，并颁布《取缔酒楼茶馆雇用女工暂行办法》对其进行管理，女招待职业遂成为合法职业。104 茶楼一方面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一方面也是滋生各种暴力冲突的地方。清末广州茶楼就经常发生打斗事件，如1901年7月25日，有茶楼中茶客间因小事而互相争斗发生争执，“初相角口，继而动武，互将桌碗茶椅纷纷抛掷”。105另有报道：“惠爱街八约里品泉茶居……本月初九日，午茶生意十分兴隆。某甲某乙各偕朋辈分座品茗，适不知何人遗失一小银包在地，甲与乙当同时目睹，互相争认，初相角口，继且动武，互将桌椅茶碗纷纷抛掷，甲当众，而乙当寡，乙头颅被殴，伤血涔涔。下街勇人等趋至排解，甲等畏罪逮去，乙仍呻吟卧于楼上。”106据9月12日报道，在小北门内的南玉茶居，有某甲与某乙等各登楼喝茶，“因口滋闹，至于格斗，互以桌椅相掷”。107进入民国时期，此类事件的发生并没有减少，除了茶客之间的冲突事件之外，茶客的日常纠纷也经常因纠结同伙而发展成为集体性的冲突事件，以致需要警察出面干涉，据载，1928年“河南茗天茶楼，有某甲携一小孩入内品茗，因与该茶楼某伴发生口角，该伴用其手持水煲之滚水，向其小孩掷去，该茶楼伙伴以某甲可欺，齐将某甲殴打，……某甲被打不服，立刻回家，纠集客籍者十数人，将该茶楼包围，欲将其店内各伴殴打，以图报复。该茶楼各伴见势不佳，即电知十一区三分署，请求派队保护”。警察来后，“某甲与客籍者十余人，亦已逃去”，警方在调查纠纷情况之后，“遂将该伴带区云”。108 更严重的，甚至还出现警察被卷入冲突之中的事件，1928年“万福东路附近之四海茶楼……因地方狭隘，……往往将台椅摆铺外之行人路上，于交通往来，殊形妨碍，……岗警屡加干涉，该店匪不理，且常以秽言将警辱骂，……警察再向之干涉，则店东伙伴共三四人拥出，将该警围殴，并将该警之长枪夺去，该警以众寡不适敌，立即奔返五区二分团报告”。警方后加派人力前往处理，店主“一见警至，立持夺得警察之长枪，向警袭击，一面指挥其伙伴，以长椅等向警殴打，警见其开枪拒捕，及跑步冲入，将该店东及店伴三人，一并拿获，带返区署”。109 在这些冲突事件中，可以见到警察的管制介入，甚至还有警察被卷入冲突之中的事件，这些资料显示了政府部门对茶楼冲突事件所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的关切；同时，茶楼在无法处理与调解冲突事件的时候，也会主动求助于警察，这说明政府管制在处理茶楼冲突事件中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从根本上来说，茶楼冲突事件并未能在政府管制下得到有效的治理与缓解，不仅在20世纪前三十年茶楼冲突事件频繁发生，30年代之后也仍持续发生。110 政府不断强化新的规章对茶楼进行控制与干预，但对茶楼的管制政策，有的得到了实施，有的只在短期内产生效果，有的只是部分得到贯彻，还有一些开始时有效，随后又变得松弛，还有的最终被废止；另一方面，茶楼也不断想方设法在时势的动荡波折中求得生存的空间。动荡的政局使政府的控制与干预缺乏持续性，茶楼经营者也通过各种方式应付规章，而政府又缺乏始终如一的监管能力与社会支持。茶楼各种冲突事件是当时广州社会众多治安问题中的一部分，它与当时城市社会频繁发生的偷盗、劫掠、匪患等问题一样，和政局的动荡有相当大的关系。20世纪初期至二三十年代，广州政争不断，战事频繁，政权的更迭削弱了政府稳定公共秩序的能力，使得一系列针对公共空间的干预与控制政策难以持续，上文所述及的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政府对茶楼女招待控制干预政策的反复多变，就是一例证。除此之外，大量的贫困人口、失业人群、城市民众低教育程度、烟赌狎妓之风极盛的社会风气，以及历史惯性等多种因素，也与混乱的政治环境一道构成滋生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现实土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