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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是汉代历史理论的两大重要问题，前者是讲变动原因，后者说的是变化法则。关于社会历史变动因素，两汉史学家与思想家努力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思考，既有具体的历史记述，又有抽象的历史阐释；既考察社会历史变动之因，又探索个人命运的复杂变化因素；在争辩的天人关系思想下，更突出人在历史变动中的主体地位与重要作用，充分体现天地人参合的理论特色。这些认识推动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两汉史学。 【关 键 词】究天人之际/汉代/历史变动/根本因素/理性思考 【作者简介】靳宝，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秦亡汉兴的历史剧变提供了历史思考的最好题材，人们不断地从这一段历史中推演出决定历史变化的根本要素。“究天人之际”是两汉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所努力探讨的重大社会课题。他们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理性思考，进一步丰富了两汉史学，推动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认真总结这笔理论遗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一、汉初“过秦”思潮下的天人观 汉初高祖刘邦和臣子在探讨秦何以亡、汉何以兴时，虽然没有谈及“天人之际”问题，但在他要求下撰写的一部专论秦亡汉兴的著作《新语》却关注到“天人关系”这个根本问题。 《新语》的作者陆贾认为，天地有自然的属性，山川万物都是自然形成的；天地物都是可知的，人在自然面前居于主动地位；人要顺应天地自然之性，利用自然条件进行自己的创造活动。他说：“故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故知天者仰观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①这里并没有什么神意造物之类的宗教臆说。他继承了荀子的自然天道论，认为社会历史变动与自然天道运行法则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他说：“安危之要，吉凶之符，一出于身；存亡之道，成败之事，一起于善行；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所以，“世衰道失，非天之所为也，乃君国者有以取之也”②。这是一种很理性的思考，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变动根本因素的一种积极回答。东汉时期的思想家王充对此评价很高，他说：“《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生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③ 关于秦亡汉兴这一现实剧变，陆贾认为，“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④此处的“天”似乎有一种历史趋势的意味，这种趋势表现在秦失其政、项羽倍约、汉王起巴蜀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当然，这里亦带有渲染汉代大一统社会的天然优越性这一政治情感在里面，因为这段话是陆贾游说南越王赵佗时说的。“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⑤，这是陆贾进一步强调秦失其政为汉兴提供了历史条件。 汉初另一重要思想家贾谊，对秦亡作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形成了史论名篇《过秦论》。虽然贾谊没有明确谈及天人关系，但他从秦亡这一历史事实中反省出来的理性认识，实际上也是对“天人之际”的一种回答，即主宰社会历史变动的是人及其所依存的各种历史条件，而不是所谓的神意。这是汉初“过秦”思潮下最为理性的思考。在具体分析与总结秦由兴而亡这一历史变动时，贾谊善于把握关乎历史盛衰的重要因素，如地理条件、民心所向、政策导向、治国理念等。“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⑥，这是他思考秦何以亡的最终结论，也是影响汉初政治走向的治安之策的思想来源。这种逆取顺守以仁义治国的执政思想和他着重论述的安民关系到国家存亡的看法，都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且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结论。 汉初的士人能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他们都从秦亡汉兴这一基本历史事实出发，以探讨社会治乱兴衰为着眼点，注重历史考察，然后以此为标准来吸收、综合各家思想，其所展现的史家情结，是很浓厚的。这也为之后的史学家对社会历史变动张弛之故的深入探讨，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清人汪子昌曰：“《过秦》三篇，史家取之，可知深切事势。”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