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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惟万事之统”下的“究天人之际” 汉初的社会思潮主要是“过秦”，在关于历史变动的探讨中，主要是总结秦何以亡的历史教训，为现实政治提供指导。这对汉初政治影响很大。新的社会需要新的理论来支撑与推动。这个新的社会需要就是论证汉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即“宣汉”课题。“过秦”与“宣汉”为汉代的两大时代主题，正如学者所言：“西汉初贾谊著有史论名篇《过秦论》，东汉初王充的名著《论衡》中有《宣汉篇》，他们提出的‘过秦’和‘宣汉’，乃是一代史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共同关心的课题，是两汉社会时代精神之体现。这两个命题的提出和解决，推动了汉代社会走向强盛，也推动了史学自身取得巨大进步。”⑧ 实际上，武帝征诏天下文学贤良对策天人之际，已吹响了“宣汉”的号角，东汉初年的王充只不过对这一时代主题进行了更为明确、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阐述，同时也糅进了戒汉的内涵。 武帝在诏举贤良之对策时明确提出“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目的就是“永惟万事之统”。武帝提出的主要问题就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⑨对这一时代命题，史学家、思想家均进行了积极思考，并表现出互有差异的理论争辩态势。 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首先对此做出回应，他说：“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⑩他对以往有关天人关系的认识进行了总结与理论构建，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包括：一是对“天”的内涵进行理论化与系统化阐释。在他看来，天是一位有喜怒、司赏罚、有绝对权威的人格至上神。这是他天人相类、天人合一理论的体现，“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11)二是君权神授说，即“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12)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如“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13)，“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14)。三是天命灾异谴告说，即“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这里的“天”执行惩恶奖善的政治功能，从而影响社会历史变动。四是天道改制说，即“顺天志”的历史变动观。他提出：“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天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已，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15) 所谓“天志”就是他所言的“天道”。他说：“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16)他认为汉以前的改朝换代，都是通过有道伐无道而得以实现的，如“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17)而道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的仁义礼治，“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由此，他得出一种非常重要的动因说：“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18)失道乃败亡，得道则兴盛。这就把天命与王道进行了整合，实现了理论上的统一。他立论的根本就是他所说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19)。 总的来讲，董仲舒的“究天人之际”有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他是先秦以来天人关系理论的集大成者，理论形态完备；第二，他的天人观延续了孔子等诸子儒学重人事的终极目的论，“故治乱废兴在于己”(20)，只不过他是通过“天”这一神圣媒介来构建王道这一政治运行法则，在中国古代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社会中，更具有现实操作性和必要性；第三，他在论证现实政权合法性方面，亦做出了努力，其天人观对此起了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说，以董仲舒为主创立的天人关系论，虽然在形式上易给人一种神秘感，但在整体上却突出了君主德行、治国理念、政策措施等这些人为因素在社会历史变动中的作用。我们要把它与占星家所倡导的世俗怪异论相区别。这也是为何班固的思想虽然延续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但并不影响他在史学意义上探讨人事、人谋、历史趋势在社会历史变动中的重要作用。 西汉末年的经学家刘向对董仲舒的天命灾异观作了发挥，提出“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21)这就把天人感应灾异思想看作一条普遍的社会运行法则，比董仲舒更为深入。与董仲舒相比，刘向用天意说明或解释了更长久的历史时代和更广泛的历史现象(22)。不过，他却得出了灾异泛化的消极认识。他提出：“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因而上疏元帝说：“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23) 在董仲舒的天人观中，虽有天命依德而转的思想，但这并非是他的思想主旨。但到刘向那里，却发生了变化，天命随德转移显然成为他的天命灾异观的重要旨趣，客观上为王莽代汉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他未曾料到的。不过，我们对西汉后期出现的“汉再受命”思潮和“汉家尧后”理论构想，必须注意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刘向等人尽管提出要通三统与天命转移而传国，但他们只是强调帝王个体的转移或传递，即刘姓帝王禅让他姓帝王，并没有要求秦汉大一统下的国家政治体制发生改变，其目的还是为了挽救和巩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与国家制度。这也就是说，天命所移的是宗统，而不是治统。这在客观上对东汉复兴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