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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始察终”下的“究天人之际” 两汉时期，经董仲舒系统阐述，并由刘向等人进一步发挥而形成的一套系统的天人感应学说，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在思想界曾长期居于重要地位，甚至在某一段时期占据主导地位。但这种学说总体上是一种形而上论，并夹杂着某些阴阳灾异学家的神意宣扬，严重影响并制约着人们对历史演变的客观认识与把握。 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同样要“究天人之际”，但与董仲舒等人不同的是，司马迁把“究天人之际”作为史学的任务与目标，试图通过“原始察终”的史学方法，努力以实录精神来认识与探究社会历史，对历史变动作出“一家之言”的解释，为人们客观认识历史、把握历史，提供有益启示。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言：“《史记》从历史上‘究天人之际’，是跟当时正宗儒学所宣扬的、方士们所粉饰的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的官学相对立的。”(24) 对社会上流行的天人感应神秘学说，司马迁持有明确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对其中裹带的神学迷信思想进行了事实与理论上的批驳。《史记·封禅书》载曰：“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僇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讹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司马迁对此提出了质疑：“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他进而认为：“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对于封禅这一政治诉求，司马迁并未完全否定，但对其中的神学迷信思想持批判态度。《史记·封禅书》又载曰：“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正如刘咸炘所言：“史公非不信有封禅一事，特不足于武帝之求仙耳。……宋人多谓史公以古郊祀礼与方士怪妄之说并载为非，此不知史述源流而以邪正绳之也。”(25)这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与实质。 司马迁作《天官书》就是要以当时人们所能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对以往及当时流行的神意或神秘天人感应说进行系统的剖析和批判，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天人观。《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司马迁主张天象与人事相通，并不存在所谓的神秘感应，天象运行有自己的法则，人类应关注自身的行为变动。他较理性地总结出天道变化的法则：“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作为天官得出的思考，“是把天人与古今结合为一体，显示出宏观把握历史的理论勇气”(26)。因此，司马迁要求天官须“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这样天官的职责才算履行，“则天官备矣”。(27) 司马迁对秦亡汉兴这一历史剧变非常关注，“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28)。在考察这一历史变动中，他始终坚持“原始察终”的史学方法，努力从具体历史事实中得出认识。他认同贾谊《过秦论》中对秦兴亡的分析，并在书中各处，尤其是“十二表”中做了集中论述和深入思考。如对秦兴之原因，司马迁的认识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29)在他看来，德义、兵、地理形势都不是秦兴起而统一天下的最终决定因素，而“天所助”才是关键。至于这个有着丰富内涵但却不可以明确界定的“天”到底指什么，司马迁并没有给予说明。不过这至少说明司马迁较他人对社会历史变动的思考更深一层。历史变动因素是多层次的，“变所从来，亦多故矣”(30)，这是司马迁重要的理论贡献。正是由于司马迁在探究历史变动的原因时，始终坚持自己的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宗旨，所以他充分肯定秦统一天下这个重大历史变化的合理性，“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批评一些人“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31)的错误认识。 对汉兴统一天下原因的认识，司马迁仍从“综其终始”的史学方法着手进行分析。他得出“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32)的认识，即从历史的角度总结出统一是一个长期的艰难过程。而秦汉之际短短的五年之间，却发生了“号令三嬗”的历史剧变，为什么？难道与他总结出的历史法则相违背吗？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决定作用，这是司马迁遇到的新困惑。对比，他作了努力思考，认为秦统一之后所做的一些“禁事”恰恰为汉兴提供了历史条件，“乡秦之禁，適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由此他得出“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33)的结论。这里出现的“岂非天哉”，与他上面提到的“盖若天所助焉”在理论意义上是一致的，是司马迁在分析了各种变动因素之后做进一步思考的体现。 在论证西汉政权的合法性时，司马迁继续坚持历史地看问题，他提出：“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34)。这就是说，汉兴是符合天下大一统趋势的要求的，并积极转变治国之道，推行王道，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安定社会，这样才是所谓的“得天统”。由此也可看出，上述所言的“岂非天哉”，并不是讲天命神意决定汉兴。 司马迁对秦汉统一天下原因的分析，始终贯穿一条主线：从历史演变过程入手，表现出一种历史客观趋势在社会历史变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认识。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并不能像班固那样得出“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35)的结论，但司马迁所作的分析，为后人提出更为合理而明确的解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种提示与启发，未尝不是一种贡献。 可以说，董仲舒运用春秋公羊学，结合汉代社会自身的特点，对究天人之际这一命题，作了形而上的理论思辨；而司马迁则运用史学方法对此问题作出回答，体现出形而下的历史意识与实录精神。同时，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而成“一家之言”，是其自觉的史学意识和史官责任的双重体现，这在其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他对社会历史变动所作的解释及体现出来的人文特征更为具体。正如学者所言：“道德家、哲学家多先以一固定价值标准去选择历史；而伟大史学家的心灵，则系以历史的自身，为价值的基点，在此一基点上进一步作‘兴坏之端’的探求判断。”(36) 东汉史学家班固深受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在《汉书》中宣扬君权神授、灾异谴告说，并进一步发挥了刘歆的五德终始相生说，对“汉承尧运”作了更丰富的阐释，突出刘氏汉政权在宗法圣统方面的合法性。《汉书·高祖纪》赞曰：“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与司马迁相比，班固在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上显然要逊色得多，但这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却更具有现实意义。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在整个《汉书》中，班固依然遵循“原始察终”这一史学方法，更为理性地考察了秦亡汉兴的历史变动，有些认识是在司马迁认识基础上的一种深入。 班固在《汉书·天文志》中引用了司马迁的论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起，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但他去掉了《史记·天官书》中“必贵三五”的神秘色彩，显得更加理性。对汉兴之原因，他明确指出：“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37)，这更加接近历史变动有其客观必然性的认识。 荀悦以一个史学家的意识和身份，对天人关系作了系统的总结。他对于探讨历史运行的动因及方式有自觉的认识，即“夫通于天人之理，达于变化之数，故能达于道”(38)，这是他的历史理论总纲，也是《汉纪》史论的主旨。“通于天人之理”就是要继承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这一史学任务，批判地总结以往的天人关系论，提出自己的天人之道。 对于以往的天人关系学说，荀悦进行了总结：“今人见有不移者，因曰人事无所能移；见有可移者，因曰无天命；见天人之殊远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气流通者，人共事而同业”。他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天命论者、无天命论者，还是天人相分、天人合一，都是没有通古今、察终始而得出来的表面性结论，“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终始”(39)。于是他对天人关系作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天人三势说”。所谓“天人三势”，即“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虽加人事终身不可成者，是谓三势。”而“凡此三势，物无不然”。(40)无论是性命之理、教化之理，还是天人之道，都概莫能外。这个理论概括至少可以让人们在无所适从的困惑中理出一点头绪。 我们可以说荀悦在天人之间左右摇摆，缺乏司马迁那样的敏锐眼光和异端精神，但我们不能说他在天人关系上没有理论建树，不能说他的思考没有社会意义。从理论上讲，荀悦丰富了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为人们进行继续的探讨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他的理论构架是独树一帜的，显示了古人在历史动因认识方面具有的抽象能力。从实践上看，他的论说对于人们认清自身能力，积极进行历史创造活动是一种激励，对执政者尤其具有指导意义。(4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