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元气物质论”下的“究天人之际” 东汉以王充、王符、仲长统为代表的思想家,构建起以元气论为基础的理性的天人关系论,对神秘的天人感应论作了更为深入的批判。与史学家司马迁相比,他们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不同的是,司马迁是从历史上来考察“天人之际”,而王充等人则主要以哲学家的抽象思辨方式来考察,当然也有对历史知识的运用。共同点则是他们都对神秘的天人感应论作出积极而努力的批判,表现出朴素唯物主义的特点。 王充提出“天道自然”这一重要理论,通过对天的性质作唯物主义的说明,反驳神秘的天人感应论的天有意志这一根本立论。如“天地,含气之自然也”(42),“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43)这就很好地“以朴素的气化论揭去了灾异论的神秘面纱”(44),表现出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特别是他运用天文学知识对当时盛行的君权神授与灾异谴告说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如实论之,虚妄言也”(45),这一点比司马迁等史学家又前进了一步。就汉代而言,像王充这样从理论上、事实上系统地、科学地对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展开一系列批判,实属不易。但是,王充在具体分析社会历史变动的原因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命时决定论这一怪圈。如“教之兴废,国之安危,皆在命时,非人力也”、“昌衰兴废,皆天时也”,至于“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故“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46)这过分强调了人类历史的自然属性,忽视其社会属性,从而削弱了人在社会中的主观能动性。这一点就远不如史学家司马迁在批判神意天命论时重视人在社会变动中的作用那样的远见卓识,更不如西汉末年扬雄有关“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47)的重要理论认识,即把历史条件与人力作用统一起来,共同决定社会历史的变动。 王符从宇宙本源上探讨天乃气,即元气化生阴阳,阴阳生天地,天地和气生人,人通理天地万物。(48)他不但认为元气是万物发生的根源,而且把元气看作物质运动的基本力量,“莫不气之所为也”。不过在他看来,这个“气”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它的根则在于“道”。他指出:“是故道德之用,莫大于气。道者,气之根也。气者,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气乃生;必有其使,变化乃成。”(49)与王充相比,这多少有些逊色。但王符提出的“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50)的理论认识,却又比王充有所进步。这可解释为:“天之作用,如风霜雨露,滋润大地,日月星辰,普照寰宇,都是一种‘施惠’的表现。地之作用,如土壤田园,长养植物,川泽山野,涵育动物,都是一种‘化育’的表现。人之作用,则在辅相天地,将天施地化之作用,广为推动,以发挥积极主动之功能,进而统御万物,宰制万物,以谋求宇宙间的生生不息,积健不已,以完成‘三才’的大用,这便是一种‘作为’的表现。”(51)他认为,在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结构中,人的作用与地位是最为突出的。人在天地人三道参合中起中和作用,“是故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才异务,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臻,机衡乃平”。(52)天地人三者各循其道,天本阳,地本阴,而人本阴阳之中和,但又相须而成,这样才会出现和气,万物万事才能和谐生存。因此,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就是:“天呈其兆,人序其勋,《书》故曰:‘天工人其代之’。”(53) 尽管王符保留了鬼神观念,形式上有二元论倾向,在批判上也没有王充尖锐;但他总能从人类的道德观上来补救其理论体系的矛盾(54)。而且他的“人道曰为”之认识,“格外强调人道,赋予人道更积极、更主动的意义,一个‘为’字,实兼摄了天道与地道的精神,只有人道的‘为’才使三才的大用得以发挥。以往是藉天道以言人道,尚隔一层烟雾,如今是正面、直接谈人道的价值,天道、地道反成虚位。‘人道曰为’观念之提出,实是天人思想之一大突破”。(55) 仲长统的天人观“比王充、王符要更进步”(56),他明确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57)的天人关系论,对历史变动之原因作出了根本性的回答,对人事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给予了说明与论证,这标志着两汉时期以人为本的天人关系思想的最高成就。具体而言,仲长统主张君臣要尽人事,遵循自然运行法则,抛弃所谓的吉凶祥瑞之天道,否则会使国家走向衰亡。他说:“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然则王天下,作大臣者,不待于知‘天道’矣。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故知天道而无人略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也!”(58)可以说,“他的惟尽人事不守‘天道’的命题,在汉代是破天荒的卓见”。(59) 纵观整个汉代关于社会历史变动根本因素的论述:第一,史学家与思想家努力从多角度、多层次“究天人之际”,既有具体的历史记述,又有抽象意义上的历史阐释;既考察社会历史变动之原因,又探索个人命运的复杂变化,在争辩的天人关系思想下,突出人在历史变动中的主体地位与重要作用。这些理论认识推动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第二,尽管他们提出了诸多理论认识,但就整体而言,仍然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且与历史考察结合的程度仍显不足。这样,易于出现天命思想的残留,多少会影响某些具有真理性的认识成果。此外,由经学主导史学发展的学术环境,亦不利于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来考察天人关系的实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