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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心”尊“情”的人本史观 龚自珍认为，世界及其历史是由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或“众人”所创造的；“我”(自我意识或主体意识)是创造和推动世界的终极性力量。 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龚自珍写道：“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12)龚自珍认为，有记载以来的社会历史生活存在三种形态，即治世、乱世和衰世；而每一种社会历史生活形态的区分和转换，以人的发展状态(“才之差”)或“人才”(“才士与才民”)的生存状况作为根本标准甚至唯一标准。龚自珍继续写道： 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忧不才而庸，如其忧才而悖；忧不才而众怜，如其忧才而众畏。……三代神圣，不忍薄谲士勇夫而厚豢驽羸，探世变也，圣之至也。(13) 龚自珍认为，要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人才”的生存状况为依据，“探世变”，把握、区分社会整体的生存状态。龚自珍所谓的“良史之忧”，是仁人之忧(“良史者，必仁人也”(14))，是“去慰苍生六月天”、“夜闻邪许泪滂沱”、“三更忽轸哀鸿思，九月无襦淮水湄”的人文情怀，是“黔首本骨肉”的“悲辛”和“感慨为苍生”的“歌哭”，是“苍生气类古犹今”的“幽情”，是“九州同急难”的“怃然心”，是“攘臂定礼乐”的“血性”，是“既窥豫让桥，复瞰轵深井”的“剑侠”心或“江湖侠骨”，是对传承“前古之礼乐道艺”和担负“救弊”、“修废”、“革穷”等社会历史使命的“人才”生存状况的极度关怀——“忧不才而庸”和“忧才而悖”。龚自珍所谓的“良史之忧”，“不是等闲凄恨”(15)，而是“无涯之忧”，是“总是忧道，非为冷热忧矣”(16)。龚自珍所忧的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生活状态和基本生存之道，是“今中国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黄河日益为患”的社会生态大格局，是“才士与才民出，而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的不良社会文化习俗，是“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的压制人性的社会政治制度。 道光九年(1829)十二月初一日，龚自珍在《上大学士书》中写道：“自珍少读历代史书及国朝掌故，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绝于世而已”(17)。龚自珍认为，历史文化是不断变化的，创造或改造文化(特别在思想和制度层面上)依靠的是“人才”，历史创造活动是以“人”或“人才”为根本的。龚自珍“受三千年史氏之书”而后得出的结论是：“人才”或“人才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历史发展的标志，是历史发展的基本理想价值。所以，龚自珍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龚自珍写道：“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王者欲自为计，盍为人心世俗计矣。”(18)龚自珍认为，“人心”可以改变“世俗”，“世俗”可以转移“王运”。因而，从总体上看，龚自珍认为，历史变化的根本因素则在于人心(19)。龚自珍是一个极其崇尚“心力”的人，“把改造‘人心’看作是改造社会的根本，以为变法改制的关键在于提倡一种精神力量”(20)。笔者以为，龚自珍心目中的“人心”，可以包括“众人”之心或“民心”(21)，但更主要的是“君子”、“人才”或“豪杰”之心。在《尊隐》等文中，他以“君子”、“人才”或“豪杰”的取舍、出处、穷达作为主要依据，来判断某一特定朝代处在“蚤时”、“午时”或“昏时”，来判定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处于“治世”、“乱世”或“衰世”。 龚自珍说：“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又说：“大兵大札，起于肉食。大亡大哀，起于莞簟。大薄蚀，大崩竭，起于胶固。”(22)在这里，龚自珍既从正面强调“心之力”、“哲人之心”的历史作用，又从反面说明“寄生精神”、思想—制度的僵化是社会历史大灾难的根源。 龚自珍大声呼唤“尊情”。狭义的“情”，是人们对外界事物的主观态度和内心体验；广义的“情”，就是“真”(23)，就是完全的精神世界、完全的生命、完全的人生。龚自珍倡导“尊情”，即尊“真”，就是尊“真心”，尊“真我”，尊“真人”，尊“完全的人”；真的情，不限于理性，更不限于主流意识形态或官方正统学说，而应包括非理性，包括正统学说和官方意识形态(流行的支配性世界观)之外更加广阔的主体生命世界，以及主体生命过程中“我”与周围环境世界的真实、鲜活的关系。 龚自珍劝告人们要警惕重“事”轻“心”、重“迹”轻“本”的传统史学。他说：“后世读书者，毋向兰台寻。兰台能书汉朝事，不能尽书汉朝千百心。”(24)龚自珍吟道： 我读先秦书，莱子有逸妻。闺房以逸传，此名蹈者希。勿慕厥名高，我知厥心悲。定多不传事，子孙无由知。岂但无由知，知之反涟洏。羞登中垒传，耻勒度尚碑。一逸处患难，所存浩无涯；一逸谢万古，冥冥不可追。示君读书法，君慧肯三思？(25) 这里的“读书法”，即是读史法。龚自珍教给后人的“读书法”或“读史法”，就是要寻求历史中“名”或“事”等表象背后的真心、真情。 有学者指出：“对语言的不信任，是龚自珍的特性。”(26)被时人推为“天下善言文章之情者”(27)的龚自珍认为，人心深处最可贵、最美妙的感情，是无法用言语、乐器等外在工具来表述的。他说：“前哲有言，古今情之至者，乐器不能传，文士不能状，意者然乎？嗟嗟！感前修之易沦，眷华士之踵起，名满天下，才啬于命，情又啬于才。”(28)在人类生活历程中，“人才”是十分宝贵的；在“人才”的精神世界中，“真情”、“至情”、“异梦”、“春心”、“童心”，是最为难能可贵的；人的内心世界、情感状态是极其复杂的，不是传统经学也不是既有史学所能完全涵盖的。 龚自珍十分注重历史长河中人类个体生命当下的直接体验——“心情”、“哀乐”。人类个体生命在特定历史时刻所表现的“心情”、“哀乐”，是人类历史生活内容的内在基本构成，是人类历史演化发展的内在主要动力，是人类历史演化发展的内在基本体现，也是人类历史理想价值实现的内在主要尺度。龚自珍吟道：“千秋万岁名，何如小年乐？”(29) “万千哀乐集今朝”、“歌泣无端字字真”的龚自珍向我们表明，完整的历史，既要见事，也要见心；既要见“迹”，也要见“本”；以史见“我”，即见“我”的“童心”，见“人”的真心或“哀乐万千”。这样的历史才是人的“心迹尽在是”(30)的历史，才能体现人类生命的完整轨迹，才称得上是人类生活全史，乃至人类的完全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