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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究完全历史与追求完全生命 显然，除了主张“史必须反映广泛的社会现实”(48)，要求历史研究“涉及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49)之外，龚自珍还强调“史”必须反映人的原始真情、纯朴真心以及人性的丰富复杂性(50)，展示人类历史生活主体生命广阔深邃、“哀乐万千”的精神世界。 在龚自珍看来，客观的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人类生活过程，不仅包括社会群体宏观的文化或文明演变过程，还包括个体的鲜活“声音笑貌”、当下的感性“哀乐万千”以及“众人”特别是“人才”的“心情”状态。我们可以把龚自珍的历史观概括为“人文史观”。这是一种以人(人生、人性)为本、以文(文化、文明)为体的历史观：既须努力说明每一时代“众人”特别是“人才”的丰富欲求情思、完整生命体验、完全生命过程，又要致力于探究作为人类社会生活载体、人类群体实践成果的“文化”或“文明”的古今损益、历史演变。 龚自珍一方面强调人类生活的客观性，尊重人类生命的多样性和人类生活的整全性，另一方面则高扬史家作为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强调史学应揭示“人道”以改善人类生存命运的社会实践功能。龚自珍认为，历史学或历史学家应该立足于历史事实的沃土中，积极汲取人类生命茁壮成长的营养，探索、阐明一条“引而上”、“引而之于旦阳”(51)的历史“大道”，发现、确认一条使世世代代的人的生命更饱满、更完全的历史“大道”。所以，在龚自珍看来，主观的历史(亦即历史学)应该“出史入道”，不仅记载和说明实际发生过的人类生活客观过程，还要探寻和阐发人类生活过程中蕴涵的“道”。 在龚自珍心中，研究历史，既为了说明历史真相(“善入”以著“实录”、言历史生活主体之“哀乐万千”)，又为了确认、表达人生理想(“善出”以说明社会整体联系、点评历史人物表现、发表史家“高情至论”)；既为了揭示人生的真理(“道”)，也为了关注、改善人类的命运(“变通”、“挹注”、“改革”、“更法”、“救弊”、“修废”、“革穷”、治“病”、“请定后王法”；“被润泽而大丰美”，“宇宙愈清明”)。而全面深入研究历史和充分发挥史学功能的首要前提，是历史学家“自尊其心”，即高扬史家的主体性，确立史学的独立性。 龚自珍既强调“先小而后大”、“先有下而渐有上”、由“据乱”至“太平”的人类发展变化的客观历史过程，也注重说明以“人”为本、以“我”为主、以“心”为原、以“情”为尊的历史真实(理想)状态，特别重视追求历史中的“真心”，渴望探寻历史中的“至情”，珍视人的原始真情、纯朴真心，进而揭示人类的完全生命，还原人类历史的完全真实。 龚自珍十分注重揭示被“失其情，不究其本”的官学偏见或主流意识形态掩盖的历史真相。例如，在《京师乐籍说》一文中，龚自珍深刻地揭露了唐、宋、明等王朝专制统治者“箝塞天下之游士”的“私举动”、“阴谋”，揭示了普遍存在但“论世者多忽而不察”的专制政治之历史真相。龚自珍还指出，即使像商汤这样的“圣王”，“取天下……必有阴谋焉”(52)。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龚自珍揭去“盛世”或“治世”繁华的面纱，揭示了“衰世”降临且“乱亦竟不远矣”的19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历史生活真相，表达了渴望“改革”的强烈诉求。 龚自珍自称，“心史纵横自一家”，“猛忆儿时心力异，一灯红接混茫前”。“受三千年史氏之书”、“掌故罗胸”的他希望用一颗既真且爱的“童心”，去感受，去爱憎，涤除历史文明污垢，澄明人类生活的理想价值；凭借通古今之变的生存智慧、史家眼光，去观察，去明辨，探寻社会危机、国家衰亡和生活困境的解决方案。在19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历史环境中，龚自珍重新高举起“人道”理想大旗，以冲决社会文化的“束缚”网罗，推进政治制度的改革，追求人的更完全生命，为中国近现代改革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53)。 “奇计定无宾客献，冤氛可顾子孙殃？”(54)龚自珍深刻地感受到19世纪前期中国全面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预言将会有“山中之民”之“大音声起”。面对深重危机，龚自珍极力倡导“尊心”和“尊史”，特别强调社会急需作为历史文化传人、社会文明种子、超越朝代世运的载道者、“王者”良好地履行职能之必备人才的“宾客”或“史材”(“宾”与“史”，“异名而同实者也”(55))的迫切性。 龚自珍认为，君子应该以“史”为“本”、为“根”，以“宾”自处。“宾籍阙”，是秦汉之后制度的重大缺失。所以，他倡导“尊宾”。“尊宾”，亦即“尊史”；反过来说，“尊史”，也就是“尊宾”。所谓“尊史”，就是尊重历史之生活真相、真实因果、客观规律，尊重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理想价值、基本生存智慧，尊重历史学家“实事求是”、“惟其是而已”的独立精神，即“向封建统治者争取史家应有的人格尊严与思想、言论的自由权”(56)。 虽然极力倡导“尊史”，主张史家应“自尊其心”，但在历史书写褒贬必须遵从帝王已定的“公论”(57)及大兴文字狱的社会政治环境中，“避席畏闻文字狱”，“团扇才人踞上游”，“剑侠千年已矣”，龚自珍梦想的历史真相、历史规律和真理的尊严，追求的历史研究实践及史家精神之独立性，在实践中极难保持，只能“洗尽狂名消尽想，本无一字是吾师”(58)。龚自珍提出以“自尊其心”为核心的“尊史”思想，是对人类生存命运改善的高度期待，是对历史学自主发展的美好憧憬和坚定追求，也是对造成“万马齐喑”局面的专制制度的血泪控诉和理性批判。 虽然“苦不合时宜，身名坐枯槁”，内心充满“关山风雪怨”，但由于“铁石心肠愧未能”，生活在19世纪前期的龚自珍，一方面正视、揭露充斥“诈伪”的“衰世”现实，另一方面坚持“童心”，倡扬“白日青天奋臂行”的理想精神。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价值理想，在于破除妨碍每一个人发展的外在“束缚”，形成“各因其性情之近，而人才成”的“天地国家”，使每一个人都拥有更加自由的生活、更加完全的生命，使人的生存命运不断得到改善，每一个人都成为“全者”、“完者”。历史学家研究和撰写历史，应该有助于人类历史生活理想价值的实现。 由于社会公共空间基础的欠缺以及“诈伪”文化和专制制度的压迫，龚自珍对完全生命的追求最终“只梦堕天涯”。然而，龚自珍对人类社会“文致太平”(通过文教来实现太平)的美好前景的描绘，对养育完全生命的“天地国家”的憧憬，以及他追求的“求事实”、“探世变”、“知大道”、图“劻济”之“史”，大力倡导的“自尊其心”、“忧天下”、“志为道”具有“高情至论”、肩负“造就人才”崇高使命、推动养育完全生命的“天地国家”之形成的史家、史学，虽然不具备“诸国并立并争”、工业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追求等“近代”历史内涵，也不具有“国民史学”之类的“近代”史学特征，还不可能看到“史学近代化的轨迹”，但龚自珍的历史观和史学观针对人类生活和历史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卓越见解，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对人类史学的发展，对拓宽历史学的领域，使历史学更富有人性，具有长远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