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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史入道”的史学观 通过阅读《古史钩沉论二》(道光五年初稿，道光十三年定稿)，我们可以看到，龚自珍具有广义的文化史观，认为社会历史生活实践是人类文化的源泉，史学是民族文化的根本；“史”是“天”、“地”，各家学说是天体、江河。龚自珍说：“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31)广义的“史”，包括整个人类文化、社会文明。 在龚自珍看来，主观的历史(亦即历史学)，既是对实际发生过的人类生活客观过程的记载和说明，也是对人类生活过程中蕴涵的文化精华、文明核心、“道”的探寻和阐发。 龚自珍说：“圣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为之表，有穷理尽性以为之里，有诂训实事以为之迹，有知来藏往以为之神。”(32)“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含义丰富(33)。龚自珍所说的“圣人之道”，即是“众人之道”或“人道”(34)，是“众人”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适当生活方式，是主体需求(需求的自觉则是理想价值)和环境条件(包括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相作用、相交融的产物，是支撑人生实践、规范人生运行的理想价值、生存智慧(包含对人类历史事实及其因果关系的认知)、行为规范、合理制度，等等。 龚自珍认为，人们要“通乎当世之务”，发现生活问题，制定现实对策，探索“人道”或“万亿年不夷之道”(35)，规划未来蓝图，必须借镜“前古之礼乐道艺”(36)，依托人类历史文化中蕴涵的“富”、“寿”、“仁”、“和”等理想价值和“实事求是”、“穷变通久”等生存智慧，借鉴人类生活过程中生成的行为规范、合理制度等。 龚自珍诗中有语：“稽古有遥源，遵王无覂轨。”(37)他认为：“不有前事，圣将安托？”(38)即主张“史氏之书”是进行现实批判、理想阐述和实践创造的必要基础。 龚自珍写道：“史之百王，仁不仁之差，大端有三：视其赋，视其刑，视其役而已矣。”(39)可以说，“心仁事简”是龚自珍通过观察历史后获得的关于政治生活的根本理想价值。所谓“心仁”，就是“仰体上天好生之德”(40)，“仁心为质，施于有政”(41)，追求天下人民的安康幸福；所谓“事简”，就是统治者的施政措施要顺合民意，简便易行。 在龚自珍看来，“霸天下之氏……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的统治方式，“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的“霸统”，不可能给社会生活提供持续稳定的政治基础，必然会导致“一姓”王朝“胤孙乃不可长”的悲惨后果(42)。龚自珍认为，一个王朝之所以“兴”，是因为能够借鉴前朝之史、“豫师来姓”以“改图”、“革前代之败”，根据“万亿年不夷之道”以“自改革”；一个王朝之所以“夷”(衰败)，是因为“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龚自珍写道：“《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为黄帝以来六七姓括言之也，为一姓劝豫也。”(43) 龚自珍在《平均篇》中写道：“有天下者，莫高于平均之尚也。……大略计之，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44)根据对历史客观规律的认识，龚自珍主张用文化手段(自改革)来调节(挹注)历史生活中的自发性及其偏差或弊端，“几于平”。 龚自珍认为，必须借鉴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农宗”、“宾法”等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来矫正、改革现实的社会政治制度，为社会政治秩序的长久稳定打下牢固基础。龚自珍也讨论了以“律令”或程序为本而导致的“琐屑牵制”、“苛细绳身”、“无所措术”等弊端，要求借鉴“唐、虞、三代天下无不治”之历史，进行“更法”，以“政道”或“吾意”为本，“略仿古法而行之……以救今日束缚之病”(45)。 龚自珍说：“掌故不备，无以储后史；无以储后史，则太平不文致，重负斯时。”(46)在龚自珍看来，对人类历史事实及其因果关系、演化规律的认知，对人类历史生活中蕴涵的理想价值、生存智慧、行为规范、合理制度等的了解和理解，是人们探寻适当生活方式、构建理想社会政治制度的必要知识基础——“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47)。“道”，是从人类历史生活中提炼概括出来的人类社会的适当生活方式(特别是其中蕴涵的理想价值和生存智慧)，也是改革社会政治制度、改善人类现实生存命运的基本依据和主要根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