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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翁方纲之考证及其价值 翁方纲在校读图籍之时，对书籍的内容多有考证，这些考证结论多书于长编之中，颇有价值。现将这些考证分类，例说于次。 1.对前人著录谬误之辨正 中国目录学发展源远流长，一种书籍往往被数种目录所记录，但这些记载亦难免有误。翁方纲对记载谬误者多有辨证，其价值不言而喻。如《周易集传》条曰：“其于卦象、爻象有互观而得之者，有拆观而得之者，有横观而得之者。至于卦变、爻义、物象、字训，无不分疏。《吉安府志》谓此书‘每卦爻下各有分变象辞占’者，非也。”[1]11此条即是对方志目录著录错误之补正。 2.对字词之订正 翁方纲在校读图籍之时，对于书中文字，多有考订。如《石鼓文定本》条曰：“篆文一卷，即从杨慎本摹出者。时有一、二改杨之误(如第三鼓‘田平既安’，第一鼓‘□敺兴□’，旧作‘孙’，杨慎本作‘畴’，虽未必然，然今以石本核之，实非□字)。‘其来大即’，杨作‘□’，此字今已亡。潘《音训》是‘即’字，竹垞考从之。”[1]139可见翁氏以多种版本、书籍考订文字，以正其讹。 3.对底本之校改 翁氏多将其校读书籍之具体意见记录于长编之中，这些校读札记无论是否为《四库》本所吸收，皆有其价值。如《郭氏传家易说》条长编曰： 以下《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四条，已分见于本书各卷之首。盖《文言》以上所论皆上下经，故须列于卷首，而卷内则无之；《系辞》以下所论皆传，故分列于卷内，而卷首则无之，郭氏原书必如此也。惟此抄本则下七册是其原抄藏之本，而兹首册则是另抄补入之本，盖原书首册已失，收藏家即从《大易粹言》抄补之，以足此首册也。而《大易粹言》则系提□于卷首，乃是《大易粹言》辑书之体例，非郭氏原书样矣。今□□存此四条，是与本书卷内相复，似以删去为是。谨签候酌。[1]5 此所谓“以下《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四条”，当即指《总论》而言。案诸《大易粹言》卷六十五《系辞上》有“白云郭氏曰：《系辞》首一章之义，当先辨天地非乾坤，乾坤非天地……故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一条，卷七十一《说卦》有“《说卦》论说八卦之道……所谓作者矣”一条，卷七十二《序卦》有“三才之序，先天地而后万物……所谓塞乎天地之间者也”一条，卷七十三《杂卦》有“六子之刚柔……是以独乾坤为刚柔”一条⑩。此四条分列于《四库》本《郭氏传家易说》卷七《系辞上》、卷九《说卦》、卷十《序卦》、卷十一《杂卦》之首，而《总论》无此四条，是知《四库》本《郭氏传家易说》翁方纲之校读意见，对底本进行删改。翁氏所改虽甚有理据，然若能了解《郭氏传家易说》底本文字与《四库》本之异同，对于研究者来说自有其意义。 《四库》馆臣对于底本之校改非皆确然无误，若能以长编之校改资料、意见为依据，对《四库》本进行校正，所获必能颇丰。这对于具体书籍，乃至于对《四库全书》校改之研究皆具有非常重要之价值。 4.对书籍得失之考证 由于四库提要最终需要“要旨檃栝，总叙崖略”，故对书籍内容的考订是最为重要的内容，提要稿对书籍内容的考证颇多，甚有价值。但《总目》、《提要稿》限于形式、篇幅，对于书籍内容之评价，往往只能写下结论，至于依据，则常常阙如。有些情况下，《提要稿》长编为其提供了依据。 《礼乐合编》之长编更是为提要稿的每一条提供了理据。《提要稿》言道： 其书以经典古训之语，合诸后世说部小史之语杂采之。又或间出一二断语，并分别名目，如所谓“本纪”、“统纪”诸类，皆无复有文理。且每事不详其源流本末，但举其一语。又有并非礼乐而阑入者，意谓考礼乐者无所不该，而不自知其混淆也。大约编次既无体例，叙次又乖文义，毫无条理，竟不成书，并其目亦不必存矣。[1]76 读《提要稿》可知此书之不经，然翁氏于《提要稿》内并无实例以证之。较诸长编，方知此则《提要稿》每句皆有据依，有理有据者也。长编曰： 诸卷诸类皆分“本纪”、“统纪”。引某书不疏某篇，如《汉书》第云《汉书》，而不著其为志、为表、为传，此已不可。至于引自古礼乐事，而总于其末条注之云“已上《二十一史》”，此何说。每引古礼乐事，以经典古训词，合诸后世说部小史之语杂采之。又间或出一二断语，皆无分别。记古今礼乐之本末源流，自必如马、郑诸《考》、《志》，备晰源委，又事必各依其类，方能详尽。今但每事举一语，又有并非礼乐而攙入者，意盖谓考礼乐者无所不该，而不自知其混淆也。[1]75-76 《提要稿》之依据了然可见，实可谓无一句无依据。这种长编颇有助于我们了解《提要稿》及《总目》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可了解《四库》馆臣的学术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