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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策问中的模式化焦虑 从文本的特征看，殿试策问与其他策问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它是以皇帝本人第一人称的口吻写成，策问中自称“朕”，一般称回答问题的考生为“子大夫”。其他策问中则没有这样的写法。更值得注意的是，策问文本中除了问题的部分之外，还有诸多对“朕”和“子大夫”的描述。这些描述中非但凸显了殿试策问独特的文本特征，而且从中可见皇帝对自我和士人的角色定位，角色定位折射出的君臣关系和皇帝心理很值得深究。同时，殿试策问中还有相当丰富的内容，其中大致包含了历史叙述、经典引述、天象灾异描述以及现实问题的呈现，这诸多元素相互之间，以及它们和策问中提出的问题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关系，使得策问文本具有一种特殊的张力。笔者认为，讨论帝王策问的文本，并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的若干显性特征，比如用第一人称写作、体制是骈体还是散体、篇幅普遍长于其他策问等等，而是应当进一步探索这些关于皇帝和士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阅读宋代殿试策问，最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皇帝充满了焦虑。按理说，殿试中通过试策选拔人才，被衡量的是考生，因此焦虑的首先也应该是考生，而皇帝自己只需表现出礼贤下士的态度即可。但殿试策问中毫不掩饰地表达出“朕”对于治理国家的各种焦虑。假如从叙事学的角度细读策问文本，不难发现策问中的问题部分正是“朕”叙述这种焦虑之后的结果，“问题”是被“焦虑”逼出来的，假如没有前面关于焦虑的具体叙述和呈现，问题本身就变得毫无来由。这就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策问中皇帝的焦虑究竟源自何方？一般而言，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与上古理想政治状态的反差。在帝王看来，上古圣王的统治是完美无缺的，由之缔造的治理状态也是十分理想的，后世则渐趋衰落。帝王将自己目前的统治状态与上古相较，现实中的种种不足便酿成了他们的焦虑。如仁宗皇祐五年(1053)八月十五日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策问一开头说： 盖闻治古之隆，民风淳，王道易，心通诚孚而天下之理得。是以六气顺，三光明，祲厉屏，釐祥臻，群灵豫安，诸产茂嘉，朕甚慕焉。后世寖薄，智伪日滋，为君者难，习俗多弊，故善气罕应，而阴阳尠和。朕承祖宗之休，执天地之政，深惟大器至重，大麓至繁，寅威兢业，罔敢暇豫。所惧明有未烛，道有未昭，天时舛宜，民业重困。故间岁下诏，举达学绝才之士，以直言补阙。(24) 细味这一段话，虽然最后的落脚点在于说明为何要选才学之士，但历史上的治理状态在策问中被明显描述成一个退化的过程，从上古的完美境地到后世的弊端丛生，其今不如古的情状，使继承大位的皇帝本人面临了巨大压力和深重焦虑：“所惧明有未烛，道有未昭，天时舛宜，民业重困。”我们当然知道，上古的理想统治不过是一种历史叙事，其实是不存在的，但由它带给宋代帝王的焦虑却是实实在在的。 其次是与汉唐明君、本朝先皇统治状况的比较。皇帝所面临的更直接压力，不是来自尧舜，而是来自汉唐盛世的明君和赵宋立国以来的各位先皇。因为上古圣王去今久远，其事迹往往是模糊不清的，而汉唐明君之治，盛世气象，具见史册，本朝先皇之绩，为部分臣民所亲历。因此，人们在心中校短量长不可避免。这一点皇帝也是心知肚明的。先皇治理之优长，当然对后继者构成压力，先皇统治之疏失，所遗留之种种不足，更对继任者提出了挑战，亟待他们去解决。因此，在殿试策问中，常可读到这样的话： 尝闻汉兴四十余年，孝文专用德化，遂能移风易俗，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至刑措。章帝继建武、永平之政，事从宽厚，人赖其庆。郡国所上符瑞合于图书者，数百千所。呜呼盛哉！朕属当六圣之次，席造邦百年之休，寅畏以事上帝，哀矜以临兆民。而岁报重辟，至以千数，或既贷之，又相随以就死也。乃至寒燠僣差，水旱为沴，况敢望美祥之遝至哉？彼何修而臻兹，今何由而反是，朕甚恧焉。(25) 这是元祐六年(1091)三月十日殿试进士策问中，哲宗对于汉文帝、汉章帝毫不吝啬地加以称赞，进而为自己治下百姓犯罪不绝，水旱灾害不断的情况深感羞愧。而本朝先皇的统治，也总给帝王带来压力，如下面一段： 方今承六圣之烈，太平百有余年，兵革不试，泽流无穷，功化之盛，度轶汉唐远矣。然而议者犹以谓典章之物、礼乐度数，仿之先王未备也；学校之制、举选之法、人材之盛，较之治古未及也。至于习俗，则廉耻仁厚之节薄，侈靡夸诩之风成。所制之产不足于用，或遇水旱则散之四方，抵法者众。虽诏书数下，劳徕安辑，而吏或不能奉承。此何谓欤？夫欲因今之势协用群策以一二，追先王之治，则损益因革，当繇何道？矫薄从忠，当自何始？(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