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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非常态之下的政治印记 宋代帝王在殿试策问中呈现的模式化焦虑，并非表明他们完全放弃或者忽略了在策问中表达政治意愿的可能性。模式化是考试的要求，更源自治理理念的局限，也由于在大多数时候，在惯常的治理模式下，他们的确没有什么独得之见需要在策问中表达。一旦面临非常规的治理态势，或者是在常规态势下需要作巨大的改变，走与传统不同的路数，殿试策问中仍然会显示出独特的政治印记。有时，他们夹杂甚至隐匿于模式化的焦虑和惯常的政治话语之中，需要我们仔细辨识。以下，我们将把目光聚焦于宋神宗、宋徽宗和宋高宗三人，看看其策问与非常态的统治状况是如何互动的。 在梳理北宋殿试试策制度时，我们已经知道，神宗熙宁三年(1070)三月八日的殿试首次以策试进士，这道策问自然相当重要。其全文如下： 朕德不类，托于士民之上，所与待天下之治者，惟万方黎献之求。详延于庭，诹以世务，岂特考子大夫之所学，且以博朕之所闻。盖圣人之王天下也，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有所不为，为之而无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无不服。田畴辟，沟洫治，草木鬯茂，鸟兽鱼鳖无所不得其性者。其富足以备礼，其知足以广乐，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谓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谓众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后。此子大夫所宜知也。生民以来，所谓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时，《诗》、《书》称其迹可见。以至后世，贤明之君，忠智之臣，相与优勤，以营一代之业，虽未尽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详著之，朕将亲览焉。(32) 初读之下，似乎与宋初制科的殿试策问没有什么不同，至多是用词更为简洁，没用什么典故。内容也不外乎以上古的“至治”和《诗》、《书》的记载来衡量当今的状况，同样有“朕德不类”，“方今之弊，可谓众矣”之类的统治焦虑的表达，但我们细看它的措辞，其所包蕴的意思十分丰富。比如：“盖圣人之王天下也，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有所不为，为之而无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无不服。”强调的是圣人的有序治理不是天赐的，而是通过有所作为、有所变革而成就的。尤其是“革之而无不服”六个字，简直有千钧之力。当时，正值神宗任用王安石实施变法，新法措施渐次推行，而“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置引发巨大争议之时，策问中这样说其实是神宗宣誓自己改革的决心，同时探测应试者对改革的立场和态度。而“以至后世，贤明之君，忠智之臣，相与优勤，以营一代之业，虽未尽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这几句，显然是处于“政治蜜月期”的神宗与王安石君臣关系的生动写照，考生假如具备足够的政治敏感，就应当在对策中表明自己支持变法的态度，否则前景堪忧。(33)到了熙宁九年(1076)三月六日，王安石主持编纂的《三经新义》已经完成并颁布，这时殿试进士策问中出现了“朕欲士之知德也，故造之以经术；欲吏之知政也，故迪之以刑名”的语句，显然呼应了王安石“士弊于俗学久矣，圣上闵焉，以经术造之”的说法。(34)以经术造士，改变士人的学术，可以说是神宗与王安石的共识。在熙宁年间的这些策问中，神宗的政治意愿获得了鲜明的表达，这取代了模式化的统治焦虑。 在徽宗统治初期，我们从策问中读不出什么特别的内容。但到了政、宣之间，我们读到了这样两道策问： 古之圣人，以道莅天下，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用之不穷，而物自化。朕昧是道，君临万方，夙兴夜寐，欲推而行之，神而明之。然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相生相成，相形相倾，莫之能一，此道之所以难行，奸轨乱常所以难化。如之何而解其纷、合其异乎？昔之言道者曰“天法道”，又曰“道之大原出于天”，“道非阴阳”。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无为而日生之、长之、成之、养之，道无名而曰可名以大，可名以小。道一而已，其言之不同何也？尧舜三代，以是而帝，以是而王。由汉以来，时君世主，莫或知此。朕方近述于千载之后，齐万殊之见，明同异之论，以解蔽蒙之习，未知其方。子大夫无流于浮伪，为朕详言之。(政和五年三月九日)(35) 在昔圣人以道御气，以气御化，以化御物，而弥纶天地，经纬阴阳，曲成万物。因其盛衰、奇偶、多寡、盈亏之数，左右之纪，上下之位，而范围裁成之道著焉。后世弊於末俗，浅闻单见，不足与明。朕承天休，宪法上古，思所以和同无间，以惠元元。然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数，数之不可齐也久矣。夫天数五，地数五。而有曰：“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又曰：“二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此天地之数错综之不同，何也？《易》曰：当期之日，凡三百有六十。《书》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内经》曰：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岁纪之数，可坐而致，乃不一，何也？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传》曰：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数之不可胜穷，不可齐，不可一也如此，将何以原始要终，合其同异，一其旨归，通其变，极其数以尽天下之道？朕将有所施设焉，子大夫详言之，毋忽。(宣和六年闰三月二十三日)(36) 这里似乎还在说圣人是如何以“道”治理天下的，但仔细看来又觉得不对，笔者不厌其烦地引用上文，是为了表明此“道”非彼“道”，儒家圣人之道早已经被这位“道君皇帝”偷换成了道家之道。于是乎，策问中《老子》、《周易》、《黄帝内经》一齐上阵，圣人“以道御气”，飘飘然有了仙风道骨。面对这样的策问，考生假如事先喜爱并深研道家、道教，便易夺得先机，拔得头筹。联系到徽宗晚年推崇道教的种种表现，这类“反常”策问的出现也就并不奇怪。(37) 靖康之难，让宋王朝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宋高宗继承皇位，“道”在策问中又回到了先前正常的位置，“治道本天，天道本民，故视听从违不急于算数占候，而惟民是察，持以至诚，无远弗届。古先哲王，罔不由斯道也”，但高宗即位之初，在策问中反复强调自己受命于危难，形势稍好之后，又急于摆明自己“中兴之主”的身份，所以在建炎二年(1128)八月二十三日的这道试进士策中，又有了“朕承宗庙社稷之托于假扰阽危之后，怀父母兄弟之忧于携贰单微之时，念必抚民以格天，庶几悔祸以靖难”的自述，(38)而在其即位六年之后的殿试策问中，让他“焦心劳思”的是前代中兴之主“拨乱反正”的出色表现： 古先辟王继中微之世，乘思治之民，芟夷大乱，事半而功倍。少康一旅而复有夏，宣王兴衰以隆成周，光武三年而兴汉祚，肃宗再岁而复两京，皆蒙前人之绪业，拨乱反正，若此其易也。(39) 甚至到了绍兴十八年，高宗还在策问中表示对于那位“恢一代宏模，巍乎与高祖相望”的中兴之主汉光武帝的钦佩之情，这与未经国难的北宋诸帝的心境大为不同。 以上所列举的三位皇帝的策问提醒我们，即使被高度模式化的这样一种试题，其中仍然敏感地保持着与现实政治脉动同步的谐振，但这种谐振是需要阅读者深入文本仔细探测一番的。 宋代帝王在殿试中的策问是一类非常独特的文本，这些“皇帝之问”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政治文书或文件，而只是用来考察应试者的想法和水准的。它也不是一篇文章，但却有着文本自身的结构和模式。策问有属于自己的书写传统，在我们看来，它是这种传统所塑造出来的一种特别的政治话语。对于这一特殊文本或政治话语的研究，无论仅以文学的文体学范式或是史学的方法研究，都是远远不够的。本文尝试用一种新的方式解读宋代的殿试策问，笔者不想去限定文、史之别，或者形式、内容的两相对立，只想表明，中国古代文本的特性极端复杂，与现代的“文学”观念存在着明显区隔与差异，正是这种区隔和差异，刺激着我们不断去进行各种阅读、分析、探究的新鲜尝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