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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哲宗元祐九年(1094)三月十五日试特奏名诸科进士策问的一部分，“六圣”指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和神宗六位先皇，他们奠立的百年兵戈不兴、天下太平的局面，诚然是哲宗所继承的优质政治遗产，而他们的时代在典章、礼乐、学校、举选、人材、习俗等方面“仿之先王未备”、“较之治古未及”，更导致了当下“损益因革”迫切性和必要性，又是皇帝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变革制度和矫正风俗，究竟以何种方式，从哪里开始？策问中提出的问题，既是问道于士，又是其内心变革需求和变革焦虑的明显外露。 再次是儒家经典文本的制约。儒家经典当然可以为帝王增加执政的正当性，但由于其高悬仁义道德，强调礼乐教化，其中所倡导的政治理念和历史叙述有时也会给现实中的帝王统治造成压力，由此导致帝王的焦虑。如哲宗绍圣四年(1097)闰二月二十五日试特奏名诸科进士策问： 朕闻先王之时，因任原省，而继之以赏罚之政，善恶别白，贤才众多，人羞其行，而百志用熙，为之君者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矣。此“黎献，共惟帝臣”所以称于虞，而“济济多士”之诗所以作于周也。朕绍休圣绪，以眇眇之身，托于王公之上，永惟万事之本，要在乎得人。是故修学校之政，建师儒之官，所以养之至详；开荐进之路，略资格之拘，所以求之至广也。是宜俊乂并出，至于不可胜用矣。今则不然，庶工多旷，而分职不治，因事求才，患莫之得。岂朕作人之道未至欤？(27) 这里主要是为“得人”和养士而焦虑，“因事求才，患莫之得”，但哲宗在谈论求才养人之前，丝毫不回避《尚书·虞书·益稷》中“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和《诗经·大雅·文王》中“济济多士”的描述给他造成的压力，既然经书中如此记述夏朝和周朝的人才之盛，那么“今则不然”的情况肯定是自己的治理之道哪里出了毛病，所以才有了最后的提问。 最后是天降灾异。这当然不是指历史上的灾害，而是现实中的自然灾害。宋代总体上是一个理性的时代，“天人感应”的思想虽不能说全然绝迹，但已不占主流地位，只是皇帝身份特殊，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仍然习惯将自然灾害看作上天对自己治国过失的某种警示。上文所引策问中有“寒燠僣差，水旱为沴”这类描述，事实上，宋代殿试策问中此类话语极为常见。假如说使得帝王焦虑的前三个因素都来自历史，那么自然界的灾异就属于当今现实，对帝王心理的冲击和影响也是不能小觑的。 上古圣王、汉唐明君、本朝先皇、儒家经典和自然灾害，从正反两方面给宋代皇帝的统治带来了压力和焦虑，促使他们追慕理想的统治，反思自己在现实中的统治行为，而摈弃不良的举措与作为。这些在宋代殿试策问中都反映了出来。尤其是帝王的焦虑本身，成为策问中提出问题的原动力，正因为这种焦虑，“朕”才需要虚心问计于“子大夫”。对于皇帝统治焦虑的直接呈现和描述，成为殿试策问区别于发解试、省试策问以及其他类型策问的最鲜明的特征。 以上所述策问中宋代皇帝之焦虑及其原因，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统治心理和对现实政治的考量。不过，假如我们将这种焦虑的呈现全然视为宋代皇帝们真实的心意，那就显然是过于草率了。撇开策问本身由文人拟就这一点不谈，事实上，这些焦虑及原因同样见于宋代以前的帝王策问。众所周知，帝王策问始于汉文帝，其《策贤良文学诏》虽然不是策问本身，但文帝从大禹的“勤求贤士”说起，接着说汉高祖“并建豪英，以为官师”，而自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希望应诏者就“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最后告诫“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28)这一从上古圣王、本朝先皇的统治反省自身疏失的思路，已经奠定了后世策问写作的基础。稍后，汉武帝在元光元年(前134)和五年(前130)颁布的一共四道《策贤良制》，以及元光元年的一道《诏贤良》，基本上已具备了宋代殿试策问的诸种元素。“朕”与“子大夫”这两个策问主体与策问对象已然出现，“朕”的焦虑毫无悬念地在策问中呈现出来，连四大原因都几乎与宋代相同。(29)在描写“子大夫”的聪明才智后，多言“朕甚嘉之”，在策问最后，多言“朕将亲览焉”，这些话语都为宋代帝王策问所继承，成为一种套话。唐代制科的殿试策问，大量留存于《文苑英华》卷四七三至四七六之中，其内容格套与宋代极为相似，呈现出来的也是这几方面的焦虑。(30)再看宋人文集中所收录的文人拟作殿试策问，情况也大致相同。按理说，汉、唐和宋代的政治社会状况多有差异，皇帝面临的治理问题和焦虑应当不同，而宋代文人并不处于帝王的位置，也应很难体会帝王的焦虑，但实际情况是，无论前代帝王策问，还是宋代文人拟作，与正式殿试中策问的内容和形式差别不大，甚至连催生问题的统治焦虑也大致相似。这真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 我们当然可以说，策问本来就是考试中的一种试题，为了考生应试和选拔人才的方便，得有一个相对固定、可供遵循的模式，而不能随意为之。但形式高度雷同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皇帝怎样判定其统治面临危机？靠的是和上古圣王、汉唐明君、本朝先皇、儒家经典的比较和天象灾异的警示，有了危机之后提出问题，期望得到“子大夫”的建议。士大夫要回答皇帝的策问，化解他的焦虑，所依据的参照系仍然是上古圣王、汉唐明君、本朝先皇、儒家经典和天象灾异。而当士大夫拟作殿试策问的时候，他们对帝王的焦虑和写作的模式了然于心，所以拟作和正式考试中所用的策问如出一辙，很难分辨，况且正式的殿试策问其实也是试官拟定，皇帝过目，因此可以说，皇帝和士大夫其实处于同一套政治话语之中。策问中帝王的焦虑，不能说完全言不由衷，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模式化焦虑”。这种“模式化焦虑”，形诸策问的文字之中，成为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享的那一套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焦虑的“模式化”本身，并不仅仅由考试制度所造成，而是映照出传统中国帝王们政治想象力的深刻局限。帝王面对的是新情况，新问题，但他们没有新的政治思想资源，只能不断重复着老一套的政治话语，在“模式化焦虑”的背后，帝制中国政治想象力的匮乏和治理资源的危机昭然若揭。 并且，由于帝王的统治焦虑被“模式化”，策问原始的咨政功能被严重削弱，考生揣测提问，预先准备，将聪明才智用于怎样使策文写得更漂亮，以博得皇帝的首肯。其情形正如苏轼所言：“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31)到了这个地步，莫说是切实解决治理危机，即使是以策文取士，取来的士究竟质素如何，也是大可怀疑的了。 (责任编辑：admin) |